第四章 诸侯争霸的乱世——东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
4.1 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王室衰落，诸侯崛起）
公元前771年，犬戎的铁蹄踏破了西周的都城镐京，周幽王身死国灭，标志着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特征的西周时代正式终结。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在申侯、鲁侯、许文公等诸侯的拥立下，原太子宜臼在申地即位，是为周平王。面对残破不堪、强敌环伺的关中故地，周平王做出了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抉择——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这一事件，史称“平王东迁”，它不仅是一个王朝都城的迁移，更是一个旧时代落幕和新时代开启的分水岭，拉开了长达五百多年的东周序幕，而东周的前半段，便是我们本章要讲述的“春秋时期”。
仓皇东顾：迁都背后的无奈与妥协
平王东迁绝非荣耀的远征，而是充满无奈与危机的逃亡。此时的宗周（丰镐地区）已是一片废墟：宫殿宗庙焚毁，珍宝财富被掠，人口流散。更致命的是，镐京距离西北的戎狄部落太近，随时可能再次遭受攻击，安全无法保障。而拥立平王的申侯，引犬戎攻周，本身就使王室威严扫地，在关中地区难以维系统治。
东方的洛邑（成周）则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这里是西周初年周公营建的东都，城市规模完备，地处“天下之中”，经济文化发达，且远离戎狄的直接威胁。迁都洛邑，可以得到郑、晋、卫等东方诸侯的直接庇护。于是，在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等诸侯的武装护送下，周平王率领残存的王室成员、官吏和部分民众，踏上了东迁之路。
护送诸侯中，秦襄公的表现尤为突出。秦人本为替周王室养马的部族，因护送有功，平王正式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山以西被戎狄占据的“岐丰之地”赐予秦国，许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这虽是一张空头支票，却给了秦国立国和扩张的法理依据，为其日后崛起埋下伏笔。
“二王并立”与王室权威的破产
平王东迁并非一帆风顺。在他即位的同时，以虢公翰为首的另一些诸侯，拥立幽王之弟余臣在携地称王，史称“携王”。出现了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这赤裸裸地表明，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唯一性和神圣性已不复存在，诸侯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随意拥立君主。最终，支持平王的晋文侯攻杀携王，结束了分裂。但王室内部的分裂与诸侯的干政，已然开了恶例。
周平王得以巩固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郑武公、晋文侯等强藩的支持。特别是郑国，其国君世代在王室担任卿士（执政大臣），利用职务之便扩张本国势力，甚至与王室发生摩擦。平王一度想分权给虢公，引发郑庄公不满，竟强割王室温地的麦子，周郑关系恶化到“周郑交质”（天子与诸侯互换人质）的地步，这彻底颠覆了君臣尊卑的礼法。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新时代的基调
东迁后的周王室，处境一落千丈。直接控制的地盘仅剩下洛邑周围方圆一二百里的区域，称为“王畿”。人口、兵力、财力都极其有限，甚至不如一个中等诸侯国。经济上需要依赖诸侯的贡赋，但诸侯朝贡日益懈怠。军事上完全丧失了号令诸侯、征讨不庭的能力。
孔子在《论语》中精辟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变化：“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周鼎盛时，制礼作乐、发动战争是天子的特权。而到了春秋时代，这套权力体系彻底崩塌。诸侯们不再听命于周天子，他们自行其是，相互征伐，兼并小国，争夺霸权。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被尊为“共主”，但实际上已沦为大国争霸时可供利用的政治符号和装饰品，其作用类似于一尊“神像”，需要时抬出来供奉，不需要时便弃置一旁。
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正是春秋时代最根本的特征。旧的秩序瓦解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整个华夏世界进入了一个依靠实力和诡计重新洗牌的大争之世。
“春秋”之名的由来
这段历史之所以被称为“春秋”，源于鲁国史官按春、夏、秋、冬四季记录本国大事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该书相传由孔子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历史。后世史学家便将这一时期大致对应为“春秋时期”（通常以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为起点，以公元前476年或公元前403年为终点）。《春秋》笔法简略含蓄，但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春秋笔法”），反映了当时人对礼法秩序的怀念和对乱世的评判。
平王东迁，如同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中心陨落了，无数个中心试图升起。在周王室衰微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中，诸侯强国蜂拥而起，他们打着“尊王”的旗号，行“攘夷”或争霸之实，上演了一幕幕合纵连横、刀光剑影的活剧。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相继登场，他们不仅是军事强人，也是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的塑造者。与此同时，社会的深层结构也在悄然剧变：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化萌芽；士阶层崛起，知识不再为贵族垄断；思想文化领域更是迎来了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先声。一个混乱而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就此拉开了大幕。
4.2 春秋五霸登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争相称霸）
在周王室权威崩塌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不再满足于偏安一隅，他们渴望获得号令其他诸侯、主导国际秩序的地位，这便是“霸权”。获得霸权的诸侯国君主，被称为“霸主”。历史上关于“春秋五霸”的具体指代有多种说法，最为普遍的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另一常见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无论哪种说法，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毫无争议的霸主典范，他们开创了“尊王攘夷”的霸政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春秋历史的发展轨迹。
首霸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旗帜
齐国是姜尚（姜子牙）的封国，地处东方沿海，有渔盐之利，经济富庶。齐桓公（小白）在经历与公子纠的激烈夺位斗争后，于公元前685年即位。他即位后，不计前嫌，重用曾辅佐公子纠并差点射杀自己的管仲为相，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
内政改革：管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经济入手。实行“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好坏分级征税，提高了农民积极性；设置盐铁官，国家专营盐铁，获得巨额收入；整顿行政和军事，将国都及郊野居民组织起来，兵农合一。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尊王攘夷”战略：这是齐桓公霸业的核心口号和成功关键。“尊王”，即尊奉周天子。当时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被郑国等轻视。齐桓公高举这面旗帜，北伐山戎救燕，存邢救卫，抵御狄人侵扰中原诸侯；南伐楚国，责问其不向周王室进贡苞茅（滤酒用的草），迫使楚成王在召陵会盟时认错，表面上维护了周王室的尊严。“攘夷”，即抵御戎狄蛮夷对中原华夏诸国的威胁。这一战略使齐桓公的争霸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外衣，赢得了众多华夏诸侯的拥护。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多次主持诸侯会盟（史称“九合诸侯”），订立盟约，调解纠纷，惩罚违命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会”，周天子也派使者参加，赐予桓公祭肉和特殊礼遇，标志着其霸业达到顶峰。盟约中规定：不可壅塞水源，不可阻碍粮食流通，不可随意改立太子，不可擅杀大臣，要尊贤育才等。这些条款旨在维护基本的国际秩序和社会稳定，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所谓“一匡天下”。
齐桓公的霸业，依靠的不是纯粹的武力征服，而是以强大国力为后盾，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纲领，通过会盟和外交手段建立起一种以齐国为中心的联盟秩序。他去世后，诸子争位，齐国霸业中衰，但其开创的模式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
晋文公：流亡十九年的王者归来
晋国是姬姓同宗大国，位于山西汾河流域。晋文公（重耳）的霸业之路更为曲折传奇。他因国内骊姬之乱流亡列国长达十九年，辗转八国，备尝艰辛，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阅历和人脉。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62岁的重耳回国即位。
快速强国：晋文公即位后，任用狐偃、赵衰、先轸等贤臣，整顿内政，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并妥善安置了随他流亡的功臣，晋国国力迅速提升。
确立霸权的关键一战——城濮之战：当时南方的楚国势力正盛，北侵中原，围攻宋国。宋向晋求救。晋文公面对强楚，巧妙运用外交手段，争取齐、秦两国支持，并设计激怒楚军主帅子玉。公元前632年，两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决战。晋军“退避三舍”（履行流亡时对楚王的承诺，后撤九十里），既争取道义优势，又诱敌深入。战斗中，晋军灵活运用战术，大败楚军。这是春秋时期一次意义重大的战役，遏制了楚国北上的势头，维护了中原诸国的安全。
践土之盟，受天子策命：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大会诸侯，周襄王亲自赴会，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赐予车服弓矢，正式承认其霸主地位。晋文公的霸业，是武力与谋略的完美结合，其霸权比齐桓公更为坚实，晋国也因此成为此后近百年间中原的霸主，长期与楚国抗衡。
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南方雄主
楚国非周王室同姓，自立国于荆蛮之地，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楚庄王（熊旅）即位初期，韬光养晦，“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亲政后，他整顿内政，任用孙叔敖等贤臣，平定叛乱，国力大盛。
北伐中原，饮马黄河：楚庄王挥师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7年，楚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威震中原。这是楚国对晋国的一次重大胜利，楚庄王由此确立霸主地位。
“问鼎之轻重”：在击败晋国后，楚庄王陈兵于周王室边境，并“观兵于周疆”，还向周王室的使者王孙满询问象征天下王权的“九鼎”之大小轻重，流露出取代周室的野心。王孙满以“在德不在鼎”巧妙回应，但楚庄王此举已足以彰显其霸主的威严和野心。楚庄王的霸业，标志着南方大国力量正式登上中原争霸的舞台，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
吴越争霸：东南双雄的短暂辉煌
春秋后期，霸主的舞台转移到了东南地区。吴国（今江苏南部）和越国（今浙江北部）相继崛起。
吴王阖闾：在楚人伍子胥和军事家孙武的辅佐下，吴国国力强盛。公元前506年，吴军大举攻楚，五战五胜，攻入楚都郢，几乎灭亡楚国，震惊天下。阖闾因此称霸。
越王勾践：吴越相邻，争战不休。阖闾在与越王勾践的战斗中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大败越国，勾践被迫臣服。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任用文种、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在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随后勾践北上会盟诸侯，被周天子赐胙，成为春秋最后一位公认的霸主。
其他霸主候选人：宋襄公与秦穆公
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试图继承霸业。他主张“仁义”用兵，在泓水之战中对阵楚军时，坚持“不鼓不成列”（不攻击未列好阵的敌人），结果大败受伤而死，成为“迂腐”的代名词。其霸业未成，但反映了当时某些诸侯对传统贵族战争礼仪的坚持。
秦穆公：秦国在西方苦心经营，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等，国力增强。他东进受挫于晋国，转而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奠定基础，但未能在中原取得霸主地位。
春秋五霸的相继登场，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集中体现。他们以实力为根基，以“尊王”为旗号（楚国除外），通过战争与会盟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起区域性的国际秩序。霸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衰落的周王室，起到了维护华夏文化圈稳定、抵御外患、调节内部冲突的作用。然而，霸政本身也是武力政治的产物，它加剧了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推动了社会变革，为战国时代更加惨烈的兼并统一战争埋下了伏笔。从齐桓公的会盟称霸到越王勾践的灭国雪耻，春秋霸政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从维持秩序到彻底摧毁旧秩序的轨迹。
4.3 齐桓公尊王攘夷（打着天子旗号，称霸诸侯）
在春秋列国纷争的初期，齐桓公姜小白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首屈一指的霸主，不仅在于齐国本身的强盛，更在于他及其智囊管仲，为他的霸业找到了一面无可挑剔的政治旗帜——“尊王攘夷”。这面旗帜，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巧妙包装为维护传统秩序与华夏文明的神圣使命，从而赢得了道义制高点，凝聚了人心，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霸政”模式。
“尊王”：重新擦亮周王室这块金字招牌
周平王东迁后，王室权威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周郑交质”这样天子与诸侯平起平坐的荒唐事。在许多诸侯眼中，周天子已成为无用的旧招牌。然而，管仲却以政治家的远见看到了这块招牌的潜在价值。他对齐桓公说：“君人者，以礼与信属诸侯。……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统治人民的人，用礼和信来聚合诸侯。……用礼招抚离心者，用德怀柔远国。）“尊王”就是这“礼”与“信”的最高体现。
重塑天子尊严：齐桓公的“尊王”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系列具体行动。他带头向周王室按时进贡，遵守礼仪。当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之乱），周襄王被逐出洛邑时，齐桓公虽然没有亲自出兵（当时已年迈），但派管仲和平调解，帮助襄王复位，赢得了“尊王”的美名。他多次召集诸侯会盟，都首先向周天子报告，甚至请天子派代表参加（如葵丘之会），给足了王室面子。
利用王室权威：通过尊奉周天子，齐桓公将自己定位为王室意志的执行者和代言人。他征伐不听话的诸侯，或调解诸侯纠纷，往往以“奉天子命”或“维护王法”为名，使得他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具有了合法性，减少了其他诸侯的抵触。周天子也乐得借助齐国的力量，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共主地位，于是投桃报李，赐予桓公各种荣誉和特权，形成了互利共生关系。
“攘夷”：凝聚华夏共识的紧迫课题
如果说“尊王”是政治旗帜，那么“攘夷”就是凝聚力量、彰显价值的现实任务。春秋初期，中原华夏诸国（周文化圈内的诸侯）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夷狄”的巨大压力：
北方与西方：山戎、北狄（赤狄、白狄等）不断侵扰燕、邢、卫、晋等国，甚至攻灭小国，威胁中原腹地。
南方：楚国自称为王，不断北上扩张，吞并汉水流域诸姬姓小国，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的最大威胁。
东方：淮夷、徐夷等也不时作乱。
在这种“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的危机感下，保护华夏文明共同体，成为中原诸侯的共同利益所在。齐桓公的“攘夷”行动，正好击中了这一痛点。北伐救燕存邢卫：公元前664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庄公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伐，击败山戎，救燕于危难。燕庄公感激涕零，送桓公出境时，不知不觉送入齐境。按礼法，诸侯相送不出境。桓公为表示对燕君的尊重，将燕君所至之地割让给燕国，并劝燕君恢复向周王室纳贡，赢得了“尊王攘夷”又“重礼”的美誉。不久，狄人攻灭邢国、卫国。桓公再次出兵，帮助邢、卫遗民复国，迁址重建，史称“存邢救卫”。这些行动使齐国成为中原的“保护者”，声望如日中天。
南征责楚：对于强大的楚国，直接征服不易。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郑等八国联军南下伐楚。楚成王派使者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您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就是发情的马牛也跑不到一起。没想到您竟来到我们的地方，是什么缘故？）管仲代桓公回答：一是因为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祭祀用的“苞茅”，使天子祭祀缺了滤酒的东西；二是周昭王南征时死在汉水，楚国要负责。其实这都是很久以前的借口。楚国见联军势大，不愿硬拼，便表示认错，答应恢复进贡。双方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后，联军撤回。这次“召陵之盟”，齐桓公兵不血刃，便以“尊王”之名遏制了楚国北上的锋芒，使其暂时屈服于中原联盟的权威之下，是“攘夷”外交的重大胜利。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政秩序的形成
通过一系列“尊王攘夷”的成功实践，齐桓公的威望达到顶峰。他凭借齐国强大的国力，以霸主身份多次主持诸侯会盟。据《史记》载“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共九次会合诸侯（“九合诸侯”），重要的有：
北杏之会（前681年）：平定宋国内乱，首次以诸侯身份主持会盟。
鄄之会（前680年）：周天子派单伯参加，承认齐国领导地位。
幽之会（前667年）：周惠王赐命齐桓公为“侯伯”。
葵丘之会（前651年）：霸业的巅峰。参加诸侯多，周襄王派宰孔赐胙（祭肉），并特准桓公受胙时免于下拜（“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无下拜”）。盟约申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并规定了“不可壅塞泉水，不可囤积粮食，不可改立嫡子，不可以妾为妻，不可让妇人参与国事”等条款（据《孟子》）。这些条款旨在维护基本的政治秩序、经济流通和社会伦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通过会盟，齐桓公建立起一种以齐国为盟主、以“尊王攘夷”为共同纲领、以盟约为约束的诸侯联盟体系。这个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秩序，减少了无序战争，保护了中原诸国，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史称“一匡天下”。虽然这个联盟依赖于齐国的强力和桓公的个人威望，且在他死后迅速瓦解，但它为后世霸主提供了范本。
齐桓公霸业的实质与局限
齐桓公的“尊王攘夷”，本质上是一种高明的现实政治策略。它巧妙地将国家利益（齐国称霸）与普世价值（维护周礼、保护华夏）结合起来，实现了“霸权”的合法化与正当化。其霸业主要依靠外交威慑、会盟整合和经济实力，大规模直接战争相对较少，成本较低。
然而，其局限也很明显：霸业的基础是齐国的国力和桓公的个人威望，未能建立起一套不依赖个人的长效制度。联盟内部诸侯各怀心思，并非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尊王”只是工具，一旦王室与霸主的利益发生冲突，或霸主实力下降，“尊王”的旗帜就难以为继。桓公晚年昏庸，宠信易牙、竖刁等小人，死后诸子争位，齐国陷入内乱，霸业顷刻间土崩瓦解，充分暴露了这种“霸政”模式的脆弱性。
尽管如此，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方略，深刻影响了整个春秋时代的政治逻辑。后来的晋文公、晋景公、晋悼公等中原霸主，无不效法此道，扛着这面旗帜与楚国抗衡。甚至像楚国这样被视为“蛮夷”的国家，在后来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并试图争夺“尊王”的话语权（如楚庄王问鼎，实则是想自己来“尊”这个王）。齐桓公和管仲，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为混乱的春秋初期指明了第一条出路，也为华夏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4.4 晋楚争霸（城濮之战、邲之战，两大强国的较量）
如果说齐桓公的霸业为春秋政治树立了“尊王攘夷”的范式，那么紧随其后的近百年间，中原历史的主题则主要由两个超级大国——晋与楚的激烈争霸所主导。这场南北对抗，以著名的“城濮之战”和“邲之战”为关键节点，不仅是军事实力的比拼，更是政治谋略、外交博弈和国家耐力的全面较量，深刻塑造了春秋中期的国际格局。
南北双雄的崛起
晋国的复兴与扩张：晋国本是汾河流域的大国，但长期陷于公族内斗（曲沃代翼）。直到晋献公时，才基本统一，开始扩张。献公晚年因骊姬之乱，导致公子重耳、夷吾流亡。重耳（晋文公）历经磨难回国后，晋国在其领导下迅速强大，成为中原最有潜力的领导者。
楚国的持续北上：楚国自春秋初年便不断吞并汉水流域的姬姓小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势力直达中原南部边缘。楚成王、楚穆王时期，北上势头强劲，陈、蔡、郑、宋等中等诸侯国时常被迫依附于楚。楚国雄心勃勃，意图问鼎中原。
两强相遇，冲突不可避免。晋文公的霸业，正是在遏制楚国北进的背景下建立的。
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确立霸权的奠基礼
战前态势与导火索：晋文公即位后，宋国因曾善待流亡时的文公，背叛楚国而投靠晋国。楚成王大怒，于公元前633年联合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救。救宋，则直接与强楚开战；不救，则失信于天下，霸业无从谈起。晋国面临抉择。
晋国的战略谋划：狐偃提出进攻楚的盟国曹、卫，以调动楚军来救，从而解宋围。文公采纳。公元前632年，晋军迅速攻占曹、卫。但楚军不为所动，继续猛攻宋国。宋再次告急。
复杂的外交与战术欺骗：晋文公利用齐、秦与楚的矛盾，将曹、卫的土地分给宋国，激怒楚国；同时扣留楚军使者，激怒楚军主帅子玉。子玉果然中计，不顾楚成王“知难而退”的告诫，率军北上寻求与晋军决战。晋文公为履行流亡时对楚王的承诺（“退避三舍”），命令晋军后退九十里，既占据道义优势（报楚王之恩，守信），又诱敌深入，选择有利战场。
决战过程：双方在城濮展开决战。晋军分为上、中、下三军。楚联军则以陈、蔡军为右翼，实力较弱；楚军本部分为左、中军。战斗开始：
晋下军将胥臣将战马蒙上虎皮，猛攻楚右翼的陈、蔡军，对方惊慌溃败。
晋上军将领狐毛设两面大旗佯装后退，同时下军也伪装溃退。楚左军子西贪功冒进，被晋中军主帅先轸、郤溱率精锐横击，晋上军也回师夹攻，楚左军大败。
楚军中路主力见两翼已败，只好收兵撤退。
此战晋军大获全胜，楚军溃败，子玉回国后被迫自杀。战后影响：
晋国霸业确立：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襄王亲临，策命文公为“侯伯”，正式确立霸主地位。此战遏制了楚国北进的凶猛势头，保护了中原诸国。
外交联盟的重要性凸显：晋国成功联合齐、秦，孤立楚国，是取胜的关键。
战术创新：晋军的诱敌、侧击、佯退等灵活战术，打破了春秋前期呆板的战阵对决模式。
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北向称霸的里程碑
城濮之战后，晋楚长期对峙。晋国在文公、襄公时期保持霸权，但襄公死后，晋国内部卿族势力坐大，公室权力受到制约，对外争霸的连续性和力度有所减弱。而楚国在楚庄王领导下，国力达到鼎盛。
战前背景：楚庄王平定内乱，任用贤能，国力强盛。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原。郑国地处中原要冲，成为晋楚争夺的焦点。公元前597年，楚军围攻郑都，晋国派荀林父率三军救郑。
晋军内部不和：晋军内部意见分裂：中军帅荀林父主张谨慎，避免与楚军决战；中军佐先縠则主张进攻。将令不统一，士气低落。渡黄河时，部队行动迟缓。
楚军的主动与谋略：楚庄王本无意立即与晋军决战，曾想撤军。但在伍参的建议下，决心一战。楚军主动推进至邲地（今河南荥阳北）。并派出使者向晋军求和，以麻痹晋军，同时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挑衅。
晋军的混乱与溃败：晋军将领魏锜、赵旃擅自前往楚营挑战，引发冲突。楚军乘机发动总攻。晋军因无准备，主帅荀林父惊慌失措，竟下令“先济者有赏”（先过河撤退的有赏），导致全军争相渡河逃命，自相践踏，溃不成军。楚军取得大胜。
战后影响：
楚庄王霸业确立：邲之战是楚国对晋国的决定性胜利，楚庄王由此威震中原。他后来陈兵周疆，问鼎轻重，达到了霸业的顶峰。中原诸国如宋、郑等一度纷纷倒向楚国。
晋国霸权受挫：此战暴露了晋国内部卿大夫专权、将帅不和的严重问题，霸权暂时失落。但晋国根基深厚，很快恢复，此后与楚长期拉锯。
战争形态变化：此战更凸显了军队纪律和统一指挥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战场上欺诈和谋略的广泛应用。
长期的拉锯与“弭兵之会”
城濮与邲之战后，晋楚争霸进入相持阶段。双方围绕郑、宋等中间地带反复争夺，爆发了多次战役（如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晋胜；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晋胜），但谁也无法彻底击垮对方。长期的战争给双方及中原小国带来了巨大消耗。在宋国大夫向戌的奔走斡旋下，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等十四个诸侯国的代表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之会”（弭兵即止息战争）。会议决定：晋、楚共为霸主，中小诸侯需同时向两国纳贡。这实际上承认了两强并立的现实，带来了约四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
晋楚争霸历时百余年，其影响深远：
塑造了两极格局：形成了以晋为首的中原集团和以楚为首的南方集团的对峙，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加速了内部变革：为应对长期战争，晋、楚等国都在内政、军事、经济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晋国“作州兵”、“作爰田”，楚国整顿军制等，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
催生了“弭兵”思想：长期的战争苦难使“弭兵”（和平）思想萌芽，反映了人们对安定秩序的渴望。
为战国兼并奠基：激烈的争霸战争，实质上是大国兼并小国、强者淘汰弱者的过程。到春秋末期，诸侯国数量已大为减少，为战国七雄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晋与楚，一北一南，如同春秋天平上两端最重的砝码，它们的每一次起落，都牵动着整个天下的神经。从城濮的智慧到邲地的混乱，从问鼎的雄心到弭兵的妥协，晋楚争霸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春秋时代大国政治的复杂、残酷与精妙。
4.5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井田制瓦解，士阶层崛起）
春秋时期，不仅是大国争霸、政局动荡的时代，更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转型期。铁器的逐渐普及、牛耕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冲击着旧有的经济基础——井田制。与此同时，在激烈的政治军事竞争中，一个原本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特殊阶层——“士”，凭借其知识和才能，开始打破世袭的壁垒，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两大变化，如同地下奔涌的岩浆，缓慢而坚定地瓦解着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秩序，为战国时代更加彻底的变革拉开了序幕。
井田制的瓦解与土地私有化萌芽
井田制是西周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基础，其核心是土地国有（王有）和“公田”上的劳役地租。进入春秋时期，这套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
生产力发展的冲击：铁制农具（铲、锛、锄、镰）和牛耕技术的开始使用，是个革命性的进步。铁器坚硬锋利，牛耕效率远超人力，使得个体家庭独立开垦和深耕细作成为可能。人们不再愿意在“公田”上消极怠工（“公田不治”），而更热衷于经营自己的“私田”。生产力的提高，瓦解了集体在公田上劳动的必要性。
战争与税制改革：长期的争霸战争需要巨额的军费和物资。传统的“藉田”（在公田上服劳役）收入不稳定，已无法满足国家需求。各国统治者为了扩大税源，纷纷进行税制改革。最著名的是：
齐国“相地而衰征”（管仲改革）：根据土地好坏和产量分级征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的差异性，开始了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过渡。
鲁国“初税亩”（公元前594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春秋》记载：“初税亩”，即首次按亩（私人实际耕种的田地面积）征税。这意味着鲁国正式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这从法律上打破了井田制中“公田”与“私田”的界限，实质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事实。
楚国“量入修赋”、郑国“作丘赋”等，各国改革名目不同，但趋势一致：从固定区域的劳役剥削，转向按土地面积或产量征收实物税。税制的改革，反过来又加速了土地私有化和买卖的进程。
贵族内部的土地争夺：各国内部，卿大夫等贵族之间，以及贵族与公室之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斗争愈演愈烈。他们通过开垦荒地、侵夺公田、接受投靠等方式，积聚了大量私田和依附人口（“隐民”），成为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新兴地主。
井田制的瓦解是一个渐进过程。其结果，是土地从“王有”层层下移，实际控制权逐渐转移到诸侯、卿大夫乃至平民地主手中，土地私有制开始萌芽。劳动者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松动，出现了拥有一定自由的个体农民（自耕农）和佃农。这一经济基础的巨变，是整个社会大变革的根本动力。
士阶层的崛起：从“有职之人”到“知识官僚”
“士”在西周时期，本是贵族等级中最底层的一级，拥有少量田产，平时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战时充任低级军官，是“国人”中的骨干。他们依附于卿大夫，有固定的职事和俸禄（“禄足以代其耕”）。
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特别是政治军事竞争的加剧，为士阶层的崛起和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
宗法制的松动与“学在官府”的打破：西周“学在官府”，知识文化被王室和贵族垄断。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官学失守，文化典籍和知识开始流向民间。同时，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许多贵族家族败落，其子弟（很多是“士”）流落民间，也将文化知识带到了社会下层。这就为私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诸侯争霸对人才的渴求：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背景下，各国君主为了富国强兵、在争霸中取胜，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善于治国的能臣（如管仲）、精通谋略的策士（如狐偃）、勇猛善战的将才（如先轸）、擅长外交的行人（如子产）、知晓天文的卜史等。而这些才能，并非完全与血缘世袭挂钩。这就为出身士阶层、甚至更低阶层但有真才实学的人，提供了广阔的上升通道。“选贤与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冲击“亲亲”原则。
士的转型与流动：此时的“士”，成分变得复杂。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通过学习获得知识的平民。他们不再固守原有的采邑和职事，而是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勇力，游走于各国之间，寻求赏识和任用，即所谓“士无定主”。他们可以成为卿大夫的家臣（如孔子弟子多为季氏家臣），也可以直接为诸侯效力。其安身立命的资本，从血缘世袭的“身份”，逐渐转向个人后天习得的“才能”。
私学的兴起与思想启蒙：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士阶层崛起最杰出的代表和推动者。他开创私学，提出“有教无类”，将原本属于贵族的教育权利向平民开放，培养了大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士”。他所传授的“六艺”和儒家思想，旨在培养既能恪守礼乐传统、又具备治国安邦才能的“君子儒”。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士阶层的壮大和自觉，使“学而优则仕”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老子、墨子等思想家也纷纷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士阶层不再仅仅是技能的执行者，更成为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理念来审视和批判现实，规划未来，为战国“百家争鸣”的盛世奠定了主体基础。
社会结构变化的深远影响
井田制瓦解和士阶层崛起，这两股潮流相互激荡，深刻地改变了春秋社会：
政治层面：世卿世禄制度受到冲击，官僚制度的雏形开始出现（虽然仍多由贵族担任，但才干的重要性上升）。权力从周天子下移至诸侯，又从诸侯向卿大夫甚至“陪臣”转移（如鲁国三桓专权，晋国六卿坐大），层层下移的过程，正是旧秩序解体的过程。
经济层面：土地私有化和小农经济的萌芽，为后世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文化层面：“学在官府”被打破，文化下移，思想解放，一个以“士”为承载者和创造者的新的文化精英阶层正在形成。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犹如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铁犁和牛耕在田野里划开了新时代的沟垄，而士人则用思想和笔墨，在历史的天空中勾勒出新秩序的轮廓。旧的大厦正在从根基处腐朽，而新的力量正在废墟的缝隙中蓬勃生长。这一切，最终将在战国时代汇聚成摧枯拉朽的变革洪流。
4.6 春秋时期的文化繁荣（老子、孔子登场，百家争鸣的开端）
春秋时期，虽然政治上“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迎来了一个空前活跃和创造性的时代。旧有的官方意识形态（周礼）约束力下降，新的社会现实和矛盾亟待解释与应对。于是，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反思历史，观察现实，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学，开创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其中，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儒家创始人孔子，是这一时期最耀眼的双子星，他们的登场，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伟大时代的开端。
老子与道家：深邃的宇宙观与处世智慧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卒年不详，约与孔子同时或稍早，曾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管理图书的史官）。他学识渊博，晚年见周室衰微，西出函谷关，应关令尹喜之请，写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称《老子》），后不知所终。其思想以“道”为核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
核心思想——“道”：“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它先于天地而生，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特点是“自然”、“无为”，即不有意造作，顺应万物本性。
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将“道”应用于政治，主张统治者应“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减少干预，清静寡欲，让百姓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和法家的严刑峻法，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淳朴状态。
辩证法与处世哲学：老子观察到事物普遍存在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此主张“柔弱胜刚强”，提倡谦下、不争、知足、守雌的生存智慧，以退为进，以柔克刚。
老子的思想，是对动荡社会的深刻反思，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纷争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文化乃至宗教（道教）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与儒家：复礼归仁的人文主义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生活在春秋末期，亲眼目睹了礼乐崩坏的乱象，毕生以恢复周礼、重建社会秩序为己任。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核心思想——“仁”与“礼”：“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含义丰富，其根本是“爱人”，即一种发自内心、推己及人的道德情感和伦理原则。实现“仁”的方法是“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他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即通过约束自己，使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从而成就仁德。
政治主张——“德治”与“正名”：反对暴政和滥用刑罚，主张“为政以德”，统治者以身作则，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他提出“正名”思想，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名分（社会角色）行事，各安其位，社会才能有序。这既是对现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批判，也是一种保守的社会改良方案。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孔子开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提出“有教无类”，不同出身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主张“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培养弟子“文、行、忠、信”的全面人格。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的教育实践和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础。
对文化的整理与传承：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一说），使上古文化得以系统保存和流传，被尊为“至圣先师”。
百家争鸣的开端
老子和孔子，代表了春秋末期思想界两种主要的取向：一种是对现行秩序的超越性批判和自然主义的回归（道家）；一种是对现行秩序的人文主义改良和伦理主义的重建（儒家）。他们的思想，如同两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巨大的思想涟漪。
与此同时，其他思想火花也在迸发。例如：
孙子与兵家：孙武（约前545-前470年），齐国人，著《孙子兵法》。他将军事上升为系统的科学和艺术，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等著名论断，其思想充满辩证法和现实主义精神，影响远超军事领域。
邓析与名辩思想：郑国大夫邓析（前545-前501年），擅长诉讼和法律，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开创了名辩（逻辑）学的先河。
晏婴的务实政治思想：齐国名相晏婴（前578-前500年），其言行见于《晏子春秋》，强调节俭、爱民、重礼、善谏，体现了开明政治家的智慧。
这些思想家及其学派的出现，虽然还未形成战国时期那种学派林立、激烈辩论的壮观场面，但已经清晰地展示了思想多元化的趋势。旧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周礼）失效后，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们开始从各自的角度思考社会出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治世良方”。这种思想上的自由探索和争鸣，为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全面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
春秋时期的文化繁荣，是在政治衰败的背景下绽放的奇异之花。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迫使人们进行深刻的思想反省；官学下移和士阶层的崛起，则为思想的创造和传播提供了主体与渠道。老子和孔子，这两位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巨人，以其深邃的智慧和不懈的求索，为中国乃至人类思想宝库贡献了不朽的遗产，并开启了那个群星璀璨、思想奔流的“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乱世的不幸，反而成了思想创新的催化剂，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4.7 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勾践卧薪尝胆，最终灭吴）
当晋楚两大国在中原的争霸因“弭兵之会”而暂告一段落时，春秋历史的舞台焦点，转移到了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在这里，两个原本被视为“蛮夷”的诸侯国——吴国和越国，先后崛起，上演了一场历时数十年、充满戏剧性反转的争霸大戏。这场争霸以吴王夫差的骄纵亡国和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最终复仇雪耻而告终，不仅为春秋霸政画上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句号，也留下了“卧薪尝胆”这一激励了无数后人的精神典故。
吴国的崛起与破楚入郢
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据说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南奔所建，但长期疏离于中原文明。春秋中后期，在晋国的战略扶持下（联吴制楚），吴国开始吸收中原文化和技术，国力渐强。至吴王阖闾（前514-前496年在位）时，重用楚国的流亡大臣伍子胥和军事家孙武，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国力达到鼎盛。
公元前506年，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的指挥下，联合唐、蔡两国，大举攻楚。吴军避开楚军主力，千里迂回，五战五胜，一举攻破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楚昭王仓皇出逃。这场“柏举之战”及随后的入郢之役，几乎灭亡了强大的楚国，震惊了整个华夏世界。吴王阖闾由此威名远播，成为一代霸主。然而，吴军入郢后的暴行和长期滞留，给了楚国喘息之机。加之秦国出兵救楚，阖闾之弟夫概在国内叛乱，吴军被迫撤退。但此战已使吴国跻身一流强国之列。
吴越世仇与夫差复仇
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与吴国相邻，同为“断发文身”的蛮夷之国，但彼此攻伐不断。在吴国攻楚期间，越王允常乘机袭扰吴国后方。公元前496年，允常去世，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趁机伐越，双方在檇李（今浙江嘉兴）交战。勾践用计，派死士在阵前自刎，吸引了吴军注意力，然后发动猛攻，大败吴军。阖闾受伤，不久死去。临死前，他嘱咐儿子夫差“必毋忘越”（千万不要忘记越国的仇恨）。
夫差（前495-前473年在位）牢记父仇，日夜练兵。两年后（前494年），夫差在夫椒（今太湖一带）大败越军，乘胜攻入越国。勾践仅剩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面临亡国之祸，勾践采纳大夫文种、范蠡的建议，派文种向夫差求和。
勾践的屈辱与“卧薪尝胆”
文种贿赂吴国太宰伯嚭，并进言夫差：越国愿彻底臣服，勾践夫妇愿入吴为奴侍奉。伍子胥坚决反对，认为“今不灭越，后必悔之”。但夫差被伯嚭的谗言和勾践表面的卑屈所迷惑，又急于北上与齐国争霸，答应了越国的求和条件。
于是，勾践带着夫人和范蠡等人，入吴为奴。他们在吴宫石室养马，勾践为夫差驾车牵马，夫人打扫宫室，极尽屈辱，却始终神态恭顺，毫无怨言。传说勾践甚至曾尝夫差的粪便为其诊病，以博取信任。三年后，夫差认为勾践已真心臣服，不顾伍子胥的再次反对，将他们释放回国。
回到越国的勾践，时刻不忘会稽之耻。他“悬胆于户，出入尝之”，提醒自己勿忘苦难；睡在柴草之上（“卧薪”），磨砺心志。他亲自耕作，夫人纺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与百姓同甘共苦。同时，在文种、范蠡的辅佐下，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
奖励生育，增加人口：规定壮年不娶、老年不嫁，其父母有罪；生子给予奖励。
发展生产，积蓄粮帛：十年不收税，让百姓富足，国家仓库充实。
招揽人才，训练军队：厚待贤士，暗中铸造兵器，训练士卒。
麻痹吴国：不断向吴国进献美女（如西施）、巨木、珍宝，助长夫差的骄奢淫逸；高价收购吴国粮食，使其粮库空虚；挑拨夫差与忠臣（特别是伍子胥）的关系。
这就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二十年复仇计划。
夫差的霸业迷梦与吴国的衰亡
与勾践的励精图治相反，吴王夫差在战胜越国后，志得意满，一心要北上中原争霸。他开凿邗沟，连通江淮，以便运兵运粮。先后打败齐国（艾陵之战，前484年），又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大会诸侯，与晋国争夺盟主地位（前482年）。就在夫差在黄池与晋国争执不下时，后方传来了越国偷袭吴都、太子被杀的消息。夫差为不影响争霸，竟秘而不宣，勉强从晋国手中夺得盟主之位后，匆忙回师。但吴军疲敝，已无力击败经过长期准备的越军。
此后，吴越多次交战，吴国屡败，国力耗尽。公元前473年，越军再次大举攻吴，围困吴都。夫差绝望乞和，希望仿效当年自己赦免勾践。勾践在范蠡的劝阻下，没有答应。夫差自杀，吴国灭亡。临死前，他蒙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我无颜去见地下的伍子胥啊！）
越国称霸与春秋时代的终结
勾践灭吴后，效法中原霸主，北上渡过淮水，在徐州（今山东滕州）会盟齐、晋等诸侯，并向周天子进贡。周元王赐勾践胙，命其为“伯”（霸主）。越国一时间“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但越国的霸业基础不如齐、晋、楚牢固，其霸业也随着勾践的去世而迅速衰落。勾践本人也在成功后，猜忌功臣，文种被迫自杀，范蠡则急流勇退，泛舟五湖，传说经商成为巨富（陶朱公）。
吴越争霸，特别是勾践卧薪尝胆、最终灭吴的故事，充满了复仇、隐忍、谋略、兴衰的戏剧性元素，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反复演绎的题材。其历史意义在于：
春秋霸政的尾声：越王勾践是春秋时代最后一位得到周王室承认的霸主。他的称霸，标志着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的旧式霸政模式的终结。此后，历史进入战国时代，诸侯不再需要“尊王”的遮羞布，直接以兼并统一为目标。
区域开发的里程碑：吴越的崛起，显示长江下游地区得到了深度开发，开始融入华夏文明主流，并为日后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精神文化的遗产：“卧薪尝胆”所蕴含的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励精图治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春秋的大幕，在吴宫倾颓的烟尘和越军北上的号角中缓缓落下。一个依靠个人毅力、长期谋划和精准算计而实现惊天逆转的故事，为这个“礼崩乐坏”、英雄辈出的时代，增添了最后一抹浓墨重彩。当勾践站在黄池的会盟台上时，他或许不会想到，他所终结的不仅是一个敌国，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更加残酷、也更加壮阔的战国时代，正踏着吴越争霸的余音，迎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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