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礼乐文明的开创——西周（封建诸侯，天下共主）
3.1 周武王伐纣，西周建立（分封亲戚，巩固天下）
当商纣王在鹿台自焚、殷商大厦轰然倒塌的烟尘尚未散尽之时，一个崭新的王朝——周，已经在历史的灰烬中昂然崛起。公元前1046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定）牧野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并非周人事业的终点，而是一个更为艰巨任务的起点：如何统治比自身文化先进、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原商朝核心区域及其四方领土？周武王姬发和他的弟弟、后来的周公旦，以其深远的政治智慧，开创了一套影响中国三千年的国家治理模式——封建诸侯，从而奠定了西周二百七十五年的基业，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礼乐”传统的基因。
从“小邦周”到“天下共主”：胜利后的忧患
牧野之战，周联军以少胜多、以义伐暴，具有道义上的绝对优势。但胜利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周人自己都有些措手不及。周原本只是偏居西陲（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小邦”，文化、经济、人口实力远不及经营了数百年的“大邑商”。面对广大的东方领土和心怀异志的商遗民，如何巩固政权，防止反复，是武王面前最迫切的难题。
进入朝歌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审慎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
宣示天命，安抚人心：他首先祭祀商人的宗庙，表示对商先王的尊重（这既是政治姿态，也符合当时“灭国不绝祀”的传统）；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重修比干之墓，表彰商容的里巷。这些举措旨在向天下表明：周人反对的只是纣王一人及其暴政，而非整个商族，以此争取商遗民中温和派的支持。
处置战利品与象征性仪式：将商王室的珍宝、祭器分赐给有功的诸侯和宗亲；举行祭天仪式，正式宣告承受“天命”，周取代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
思考长治久安之策：面对新的版图，武王夜不能寐。他与周公旦讨论到深夜，深感“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于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上天当年建立殷朝，登记在册的贤人有三百六十位，既没有显著政绩也没有被废弃，才延续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确定上天的保佑，哪有时间睡觉！）这反映了周初统治者清醒的忧患意识。
“三监”之设：最初的过渡方案
为稳定东方局势，武王实施了一个过渡性的安排，即“三监”制度。他没有对商朝王畿地区进行直接占领和统治，而是采取了“以商治商”和军事监控相结合的办法：
册封武庚禄父：封纣王之子武庚（名禄父）于殷都旧地（今河南安阳一带），让他继续管理商朝遗民，祭祀商族祖先，保持商祀不绝。这给了商遗民一个心理缓冲。
设立“三监”：同时，武王将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封在殷都周围，建立诸侯国，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武庚形成监视和钳制。他们是：管叔鲜封于管（今河南郑州），蔡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霍叔处封于霍（今山西霍州西南）。此即“三监”（监，即监察、监督之意）。
这个安排体现了武王的谨慎：既安抚了商遗民，又通过血缘最近的兄弟控制了战略要地。然而，它也将巨大的风险埋藏于血缘亲情之中——武王或许高估了兄弟们的忠诚与自律。
武王早逝与“分封亲戚”的雏形
克商后仅仅两年（约前1043年），周武王因积劳成疾去世。其子姬诵年幼，是为周成王。武王临终前，将辅政大权托付给了弟弟周公旦。这一安排引发了以管叔、蔡叔为首的兄弟们的猜忌和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为后来的大叛乱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在武王在世时和去世前后，周人已经开始进行一种不同于“三监”监守性质、更具建设性的分封，这可以看作是西周大规模分封制度的雏形。这些早期分封主要包括：
褒封先圣后裔：分封神农氏之后于焦（今河南三门峡），黄帝之后于祝（今山东莱芜），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一带），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这种“兴灭继绝”的做法，彰显了周人尊重历史传统、包容天下的气度，赢得了广泛的政治声誉。
分封功臣与同姓至亲：如封师尚父（姜子牙）于营丘，建立齐国（今山东淄博），镇抚东方夷族；封弟弟周公旦于曲阜，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但周公留朝辅政，由其子伯禽就封；封弟弟召公奭于燕（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建立燕国，经营北方。这些分封于关键战略要地，目的是“以藩屏周”，用血缘和姻亲关系构建起保卫王室的屏障。
营建新都：从镐京到洛邑的战略布局
武王和周公都意识到，周人的根据地远在西方的丰、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对于控制广大的东方领土鞭长莫及。武王曾有意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地区（今河南洛阳）营建新都，但未及实施便去世了。这一蓝图由周公和成王付诸实践。
在平定管蔡武庚之乱后，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并安置难以驯服的商朝“顽民”（顽固的旧贵族），周公主持营建了东都“洛邑”（又称成周，今河南洛阳）。洛邑建成后，周王朝形成了“双都制”：西部的镐京（宗周）是政治军事中心，供奉周人祖先；东部的洛邑（成周）是统治东方、镇抚天下的战略枢纽，并驻扎了精锐的“成周八师”。成王时期，周公在此主持政事，并举行了盛大的诸侯朝会，史称“成周之会”，标志着周天子对四方统治的巩固。
封建制的实质与意义
西周初年的大分封（封建），并非简单的土地切割，而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建构方案。其核心是“授民授疆土”：
天子分封诸侯：周天子将某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包括原住民、移民和商遗民）一起赐予诸侯（主要是同姓姬姓贵族、异姓功臣和古帝王后裔），并赐予象征权力的礼器、车服等。诸侯对天子承担镇守疆土、保卫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奉命征伐等义务。
诸侯国内再分封：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可以将土地和人民再分封给自己的卿大夫（“卿大夫立家”），卿大夫又可以分封给士（“士有隶子弟”）。这样层层分封，形成了一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权力与义务相结合的等级网络。
封建制与宗法制的紧密结合：分封的主要原则是“亲亲”（亲近同姓亲属）。姬姓诸侯国占大多数，遍布全国要冲。异姓诸侯则多通过与周王室的联姻（如齐国姜姓）结成甥舅关系，也被纳入宗法体系。宗法制规定了家族内部嫡长子继承大宗、庶子分封为小宗的原则，确保了王位和爵位继承的秩序，并将政治等级与血缘亲疏统一起来，使“国”与“家”同构。
通过分封，周人实现了几个关键目标：
军事控制：将最可信赖的力量部署到关键地区，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军事据点，有效应对四方夷狄和潜在叛乱。
文化传播：诸侯国成为周文化（礼乐文明）的传播站，将周的典章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广到各地，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和地域文化的融合。
开发边疆：许多封国地处偏远（如齐、燕、晋初期），诸侯带领移民拓荒垦殖，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推向周边，扩大了华夏文明圈。
建立共主秩序：通过层层分封和朝贡体系，周天子成为“天下共主”，诸侯则承认其最高权威，形成了一种松散但有序的联邦式天下体系。
周武王和周公旦开创的封建诸侯制度，是周人面对巨大统治挑战的卓越制度创新。它用血缘和文化的纽带，将政治力量编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后来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瓦解，但在西周前期和中期，它确实有效地巩固了“小邦周”对“天下”的统治，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礼乐昌明的时代。西周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更是一套新的政治哲学和文明秩序的奠基。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历史进入了以周礼为规范的封建时代。
3.2 周公制礼作乐（定规矩、明尊卑，西周的管理制度）
如果说武力征服和封建诸侯为西周王朝奠定了权力的骨架，那么，真正赋予这个王朝灵魂、塑造其文明特质、并深远影响后世中国三千年社会的，则是被后世儒家尊为“元圣”的周公旦所主持创制的“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绝非仅仅是制定一些礼仪规范和创作几首乐曲，而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文化、政治与社会改革工程，其目的是为这个崭新的王朝建立一套从行为规范到价值观念，从政治运作到日常生活的一整套秩序体系。
背景：危机与创制
周公制礼作乐，发生在平定“三监之乱”这一重大危机之后。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及东方诸国的叛乱，暴露了仅仅依靠血缘亲情和武力监控来维系政权的脆弱性。这场几乎动摇国本的叛乱，促使周公深刻反思。他认识到，要确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套超越个人意志和短期利益的、稳固的制度与文化认同。周人取代商人的合法性，不能仅仅建立在“天命”的转移上（因为天命可以转移一次，就可以转移第二次），更需要建立一套能够证明自身“有德”、值得天命永久眷顾的、可操作的文明体系。于是，在辅佐成王、营建洛邑的同时，周公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制礼作乐工作。
“礼”的核心：差异化的社会秩序
“礼”在西周，含义极其广泛，涵盖了国家典章制度、社会行为规范、道德伦理准则乃至日常生活的细节。其核心精神是“别”，即区分差异、确立等级。
政治层面的礼：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等级贵族在政治权利、义务、官职、俸禄等方面的严格区别。例如，祭祀时使用的鼎和簋的数量组合（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等）、乐舞的规格（天子八佾、诸侯六佾等）、城郭的规模、墓葬的形制，都有不可僭越的规定。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差异，将抽象的政治等级固化、物化，时刻提醒人们各自的地位。
社会与家庭层面的礼：包括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大宗小宗关系）、婚姻制度（同姓不婚、六礼程序）、丧葬制度（五服制度）、相见礼、乡饮酒礼、射礼等等。这些礼仪将宗族关系、社会交往规范化，明确了每个人在家族和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行为准则。
道德与思想层面的礼：“礼”的内在要求是“敬”与“和”。外在的礼仪规范，目的是培养内心的恭敬、谦让、诚信、仁爱等德行。例如，祭祀之礼培养对祖先和神灵的敬畏，丧礼培养孝道和哀思，乡饮酒礼培养尊老敬贤、和睦乡里的风气。礼将外在约束与内在修养结合起来。
“乐”的功用：和谐化的情感凝聚
“乐”与“礼”相辅相成，如同鸟之双翼。“礼”主“别”，强调差异和秩序；“乐”主“和”，强调共鸣与和谐。
政治教化功能：西周的音乐（包括诗歌、舞蹈、器乐）不是纯粹的娱乐，而是重要的教化工具。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音乐：祭祀用庄严肃穆的“颂”，朝会宴享用中正平和的“雅”，民间则流传反映风俗的“风”（后被收集为《诗经》）。音乐被认为可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秩序观念，达到“和同”人心的效果。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配合礼仪：几乎所有的礼仪活动都有相应的音乐配合。典礼的进程、气氛的渲染、情感的抒发，都离不开乐。礼乐一体，共同完成一次完整的社会仪式。
等级体现：与礼一样，乐的规模、乐队编制、乐曲选择也体现等级。擅自使用超出自身等级的乐舞，是严重的僭越行为。
典章制度的系统性建设
周公的创制是系统性的，涵盖了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
官制：确立了以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为辅弼，以卿事寮和太史寮为两大中枢行政机构的中央官僚体系。地方上，诸侯国内仿照中央设官分职。形成了相对专业的职官系统。
田制与经济：完善并推广了“井田制”。将土地划为“井”字形，中间为公田，周围八块为私田。庶民（野人）在公田上集体劳作，产出归领主（诸侯或卿大夫），私田产出归自己。这是一种劳役地租形式，将土地分配、农业生产和赋税征收结合起来。同时，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交易等也有相应规定。
法律与刑罚：在继承夏商法律基础上，制定了《九刑》等成文法典。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强调刑罚要适中，区分故意与过失，反对滥刑。审判讲究证据和盟誓。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原则，也明确体现了法律的阶级性。
教育制度：确立了“学在官府”的制度。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培养文武兼备的统治人才。学校既是教育机构，也是举行乡饮酒礼、射礼等社会活动、推行教化的场所。
“敬天保民”与“明德慎罚”：新的政治伦理
周公制礼作乐的理论基础，是周初统治者对夏商兴亡教训的深刻总结，并提炼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哲学，其核心可概括为“敬天保民”与“明德慎罚”。
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周人认为，“天命”并非固定不变，它只眷顾有德之人。夏桀、商纣失德，所以失去了天命；周文王、武王有德，所以获得了天命。这就将政权的合法性与统治者的道德表现直接挂钩。
敬天保民：“敬天”不是消极崇拜，而是要体察“天意”。而“天意”通过“民意”来体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真正“敬天”就必须“保民”，即爱护百姓，关心民生疾苦。这是对统治者提出的极高道德要求。
明德慎罚：“明德”就是修明自身品德，以身作则；“慎罚”就是谨慎使用刑罚，以教化为主。这改变了商代严刑峻法、重鬼神轻人治的色彩，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初步觉醒。
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周公制礼作乐，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巩固了西周统治：它为新建的王朝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软性”管理制度和文化认同，与封建诸侯的“硬性”布局相配合，使西周政权迅速稳定下来，并开创了“成康之治”的盛世。
塑造了华夏文明内核：礼乐文化强调秩序、和谐、伦理、教化的特质，深深地渗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孔子毕生梦想“克己复礼”，恢复的就是周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直接渊源于此。礼乐文明成为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重要标志。
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框架：宗法制度、家族伦理、等级观念、德治理想、教育体系等，都在此时期奠定基础，影响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结构。
促进了文化融合与统一：通过推行统一的礼乐制度，加速了周文化与各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在广袤的疆域内促进了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和“大一统”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周公，这位身兼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制度设计师于一身的伟人，通过制礼作乐，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文明创制。他不仅为周王朝规划了蓝图，更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坚实的基石。从此，“礼乐”二字，成为了中华文化的象征，其回响穿越了三千年的时光，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流淌。
3.3 西周的农业和手工业（粮食种植、纺织、玉器制作）
西周王朝的稳定与繁荣，根植于其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农为本的国策，使得农业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在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分工更加细致，技术更加精良，不仅满足了贵族阶层奢侈的生活需求和礼制要求，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共同构筑了西周社会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井田制下的精耕细作
西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土地制度、耕作技术、作物种类和生产工具等方面。
井田制：土地制度与生产组织形式
井田制是西周基本的土地国有制和生产经营方式。其理想形态是将一片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块，每块约一百亩（约合今31亩多）。中间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为“私田”。八家农户各自耕种一块私田，收获归己；同时，他们必须首先共同耕种公田，公田的收获全部归土地所有者（周天子、诸侯或卿大夫）所有，这就是“劳役地租”，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井田制的实质，是在土地王有（国有）的前提下，将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劳动者，并以此组织生产和征收赋税。它既保证了贵族领主的经济收入，又使农民有维持生计的生产资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田间有纵横的“阡陌”道路和“沟洫”灌溉系统，构成了井田的疆界。耕作技术的进步
集体协作：“公田”的耕种需要“千耦其耘”（两人并耕为耦）的大规模集体劳动，这促进了耕作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交流。
休耕与轮作：为了保持地力，已经懂得将土地分为“菑”（休耕一年）、“新”（休耕后第一年耕种）、“畬”（休耕后第二年耕种）三种类型，进行轮换耕作，这是早期轮休制。
农田水利：重视灌溉和排水，《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诗句。沟洫系统不仅划分田界，也起到排涝抗旱的作用。
施肥与除草：已知使用绿肥（“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和粪肥，并注重中耕除草（“或耘或耔”）。
农作物种类丰富
主要粮食作物统称“五谷”或“九谷”，具体包括：粟（小米）：北方最主要的粮食，耐旱，是“五谷”之首。
黍（黄米）和稷（粟的一种或指高粱）：也是重要主食，常用于祭祀和酿酒。
麦（大麦、小麦）：种植面积扩大，《诗经》有“爰采麦矣”的记载。
稻：在气候温暖、水源充足的地区（如长江流域、洛阳附近）已有相当规模的种植。
菽（豆类）：大豆等豆类作为粮食补充和饲料。
此外，还种植桑、麻（用于纺织）、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工具的改进
农业生产工具仍以木、石、骨、蚌器为主，但形制有所改进，如扁平的石铲、半月形的石镰、蚌镰等。青铜农具虽然珍贵，但已开始使用，如青铜铲（钱）、青铜锛（镈）等，多用于开荒、修渠等重体力环节。木制耒耜是主要的翻土工具。马、牛等畜力可能已用于牵引。
手工业：官营主导的专业化生产
西周手工业继承了商代的传统，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进一步发展。所有重要的手工业都由官府垄断经营，设“司空”总管，下设各种工官管理具体作坊，工匠（“百工”）是世代相传的官奴或平民，身份不自由。这种制度保证了产品质量和技术的传承，也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青铜铸造：礼器为主，风格演变
青铜工业仍是核心手工业，但重心从酒器转向食器，鼎、簋成为最重要的礼器组合。西周青铜器风格经历了从商代的神秘、繁缛向庄重、典雅、简练的转变。技术：仍采用范铸法，但发明了“一模多范”技术，提高效率。附件采用分铸焊接更为普遍。出现了“失蜡法”的萌芽，用于铸造极其复杂精巧的器件。
器类与纹饰：早期（成康时期）延续商末风格，纹饰仍多兽面纹、夔龙纹，但渐趋规整。中期（昭穆以后）形成自身特色：出现了长篇铭文（毛公鼎铭文近500字），记载赏赐、册命、战功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纹饰流行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等抽象化、图案化的纹样，朴实舒朗；器形如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体量宏大，造型浑厚。
功能：青铜器首要功能仍是礼器，是等级和政治权力的象征。其次也有兵器、车马器、工具和少量日用器。
制陶业：原始瓷器的突破
制陶是普及性手工业。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红陶、黑陶。器形有鬲、甗、豆、罐、瓮等。轮制技术普及，质量稳定。
最突出的成就是原始瓷器的烧制成功。在陕西、河南、江苏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施青绿色或黄绿色釉的器皿，如豆、碗、尊、罐等。它们用高岭土或瓷土作胎，烧成温度高达1200℃左右，胎体烧结，吸水率低，表面有玻璃质釉层。无论胎质、釉色还是物理性能，都已接近后来的青瓷，代表了当时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原始瓷器主要出土于贵族墓葬，说明是珍贵之物。纺织业：丝麻并举
纺织原料以麻和丝为主。麻纺织：大麻和苎麻的种植和纺织非常普遍，是平民的主要衣料。从沤麻、纺纱到织布，已有整套工艺。
丝纺织：种桑养蚕和丝织业得到政府高度重视，设有专官管理。丝织品是贵族专属奢侈品，品种有绢、帛、绮、锦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蚕和丝绸印痕，证明了高级丝织物的存在。染色技术也已出现，使用矿物和植物染料。
葛布：用葛藤纤维织成的布，轻薄凉爽，也是重要衣料。
玉器加工：礼玉体系的完备
玉器在礼制中地位崇高，所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西周玉器在商代基础上，礼仪功能更加突出，风格趋向写实和图案化。种类：主要有礼器（璧、琮、圭、璋、璜、琥等“六瑞”）、仪仗器（戈、戚、威）、佩饰（各种动物形玉佩、组佩）和葬玉（缀玉面幕等）。
工艺与技术：切割、钻孔、琢磨、雕刻技术精湛。线刻和浮雕运用娴熟，纹饰常见鸟纹、龙纹、人纹等，线条流畅，构图严谨。大型多璜组佩的出现，是西周佩玉制度发达的标志。
道德化：玉被赋予了“君子之德”的象征意义（如温润而泽，仁也），开启了玉文化道德内涵的先河。
漆器、骨器与车辆制造
漆器：漆工艺继续发展，出现彩绘、镶嵌绿松石或蚌片的漆器，色彩鲜艳，纹饰精美，但易腐朽，存世稀少。
骨器与蚌器：骨笄、骨针、骨镞等生产生活用具数量巨大。蚌器常被用作装饰品。
车辆制造：造车是综合性手工业，涉及木工、金工、皮革工等。西周车马坑出土的战车结构复杂，工艺精良，是军事力量和贵族身份的重要象征。
“工商食官”与城市市场
西周实行“工商食官”，手工业和商业由官府垄断，工匠和商人是官府的隶属人口，其生活资料由官府供给，其产品也主要供官府和贵族消费。民间交易以物物交换为主，但“贝”作为货币的功能继续存在，铜也开始被用作称量货币（铜本身也是重要资源）。城市（国、都）中有固定的市场（“市”），设“质人”管理交易。总体来说，商业规模有限，是自然经济的补充。
西周农业与手工业的成就，是礼乐文明繁荣的物质保障。井田制下的集体农业为社会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而官营手工业则以其精湛的技艺，创造了服务于礼制和贵族生活的精美产品，并推动了技术进步。两者共同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等级有序的经济体系，支撑着西周王朝走过其鼎盛时代。从那些浑厚的青铜鼎上、温润的玉佩中、乃至《诗经》里关于农耕蚕桑的吟唱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古老时代踏实而充满创造力的脉搏。
3.4 周昭王、周穆王的征伐与巡游（扩张领土，彰显国力）
西周王朝在经历了成王、康王时期的稳定与治理（史称“成康之治”）后，国力达到鼎盛。到了昭王（姬瑕）、穆王（姬满）父子在位时期，周王室不再仅仅满足于巩固内政，而是开始积极主动地向四方扩张，以彰显“天下共主”的权威，并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这一时期的对外征伐与天子的长途巡游，交织成一幅西周中期国力强盛、积极进取的宏大画卷，但也隐约透露出盛极而衰的隐患。
周昭王南征荆楚：打通铜路与威服南土
周昭王是康王之子，在位时（约前995-前977年），主要军事方向是南方的江汉流域，即被称为“荆楚”或“南国”的地区。
战略动因：南方地区（今湖北、湖南一带）资源丰富，尤其是铜矿资源，对于维系周王朝庞大的青铜礼器、兵器铸造体系至关重要。同时，南方的楚族等部落在商代末年曾参与伐纣，西周初年可能也与周有盟约关系（楚先祖鬻熊曾“子事文王”），但此时势力逐渐壮大，可能有不臣服或侵扰周朝南疆的举动。昭王南征，既有夺取资源的经济考虑，也有巩固南方统治、惩戒不庭的政治军事目的。
战争过程：根据青铜器铭文（如《过伯簋》、《史墙盘》等）和古本《竹书纪年》的零星记载，昭王曾多次南征。例如，《竹书纪年》载：“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 “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表明昭王大军曾渡过汉水，深入荆楚腹地。早期可能取得了一些胜利，掳获了大量铜料（“俘金”）和财富。
悲剧结局：然而，昭王的南征最终以一场巨大的悲剧收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更为流行的传说是，昭王最后一次南征时，楚人献上用胶粘合的船只，王师乘船至汉水中流，胶融船解，周昭王及其精锐“六师”溺水而亡，这就是“昭王南征而不复”。此事在《左传》等书中亦有提及，被诸侯引为典故。这场惨败，使周王朝丧失了大量精锐部队和王室威信，是西周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周穆王西游与征伐：神话与现实交织的远行
周穆王是昭王之子，西周第五代天子，在位长达五十五年（约前976-前922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君王之一，其事迹多见于《穆天子传》（战国文献，带神话色彩）和《竹书纪年》等。
西征犬戎：维护宗周安全
穆王即位初期，面临西北方向犬戎部落的威胁。犬戎是活跃于陕甘一带的游牧部族，不时侵扰周朝西境。穆王不听祭公谋父“耀德不观兵”的劝谏，决意武力征讨。《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遂迁戎于太原（今甘肃平凉、宁夏固原一带）。” 这次西征虽然取得了军事胜利，俘虏了犬戎的五位首领，并将其部落东迁，暂时解除了威胁。但《国语》批评此举破坏了与远方民族的和平关系，导致“荒服者不至”（远方的部落不再来朝贡），从长远看削弱了周天子的德望和影响力。巡游天下：神话般的旅程
穆王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的长途巡游，尤以西行见西王母的故事广为流传。《穆天子传》详细记载了他乘坐由造父驾驶的八匹骏马所拉之车，率七萃之士，由河宗氏（黄河地区的部族首领）引导，北绝流沙，西至昆仑，在瑶池宴请西王母，双方赋诗唱和，流连忘返。书中记载了途经的各部落献上宝玉、良马，穆王也回赠丝绸、黄金等物。历史内核：剥去神话外衣，穆王西游很可能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带有政治、经济和探险目的的西部巡视。其路线可能是从宗周出发，沿渭水、黄河而上，进入青海、甘肃甚至新疆东部地区，与沿途的诸多羌戎部落、西域绿洲城邦进行联络、贸易和宣威活动。目的是确保西部商路（玉石之路的前身）的畅通，获取西域的玉料、马匹等珍贵资源，并展示周朝的强大国力。
东方巡狩：穆王也向东、向南巡狩。传说他东至九江，南征越地（可能至长江中下游），并在涂山（传说禹会诸侯处）会盟诸侯。这些活动同样是为了巩固对四方疆域的控制。
内政与立法：穆王在内政方面也有所作为。晚年，他因诸侯不睦、刑罚混乱，命司寇吕侯（甫侯）制定《吕刑》（又称《甫刑》）。《吕刑》强调“刑罚世轻世重”（刑罚根据时世轻重），规定了各种罪行的赎金数额（用铜赎罪），是西周中期重要的法律文献，体现了“明德慎罚”思想的延续。
昭穆时代的历史意义与潜在危机
昭王、穆王父子的时代，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充满扩张气息和浪漫色彩的时期。
积极方面：
领土扩张与文化传播：向南对江汉流域的经略，向西对戎狄地区的开拓和与远方部族的交流，都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范围，促进了中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国力展示：无论是大规模征战还是万里巡游，都需要消耗巨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反证了当时西周王朝国力的强盛、物资的充足和组织动员能力的高效。
开拓精神：穆王的远行，尤其是西游，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精神，留下了宝贵的地理和民族志资料（尽管掺杂神话）。
潜在危机：
军事消耗：昭王南征丧师，穆王西征犬戎，虽然取胜，但连年用兵必然损耗国力，加重民众的兵役、劳役负担。
德政受损：穆王征犬戎被批评为“不享”（不修德政），可能导致周边民族离心。频繁巡游虽彰显威仪，但也可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享乐之举。
王室权威开始面临挑战：长期的对外活动可能分散了对内部诸侯的管控精力。穆王后期，已有徐国（淮夷一支）首领徐偃王乘机“僭越”称王、行仁政而诸侯归附的传说（见《韩非子》），虽未必全真，但反映了东南方诸侯势力开始坐大、对周王室构成潜在威胁的苗头。
总之，昭穆时代是西周武力与威望的巅峰期，天子驱车万里、号令四方的身影，构成了西周历史上最雄浑的图景之一。然而，在极盛的荣光之下，过度扩张带来的国力损耗、对外关系紧张以及对内控制的相对松弛，已为西周中后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当征伐的鼓声与巡游的车辙渐渐远去，王朝内部的痼疾便开始悄然浮现。
3.5 西周后期的衰落（厉王暴政、国人暴动，王室势力下滑）
昭王南征不复的军事挫折，和穆王长期巡游征伐的国力消耗，如同两道深深的裂纹，出现在西周王朝鼎盛的基石上。经过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几代相对平缓但已渐露疲态的统治后，西周王朝终于在周厉王姬胡在位时期（约前877-前841年），迎来了其统治危机的总爆发。一场由经济专利政策引发、以“国人暴动”为形式的政治大地震，不仅驱逐了厉王，更动摇了“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开启了西周王权急剧衰落、诸侯势力日益坐大的 irreversible（不可逆转）的下行通道。
周厉王的“专利”政策与社会矛盾激化
周厉王即位时，西周王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西北戎狄侵扰不断；东南淮夷叛乱频仍；诸侯朝贡日益懈怠；王室财政因连年征伐和奢靡消耗而日渐拮据。为了扭转财政困境，加强王室权力，厉王任用荣夷公（一说为虢公长父）实行“专利”政策。
“专利”的内涵：所谓“专利”，就是王室强行收回原本由各级贵族和“国人”共享的山林川泽之利，垄断其开发经营权，禁止民众私自采矿、捕鱼、打猎、采集，所有收益归王室所有。在自然经济时代，山林川泽是平民重要的生活资料补充来源（获取木材、燃料、猎物、鱼类、果实等），也是中小贵族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厉王的“专利”，等于剥夺了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生计和利益，触犯了众怒。
社会结构的紧张：西周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贵族与庶民、奴隶的矛盾外，在统治集团内部以及“国”与“野”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国人”是指居住在都城（国）及近郊的平民，他们主要是周族同姓或异姓的自由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尽管有限），也是军队的主要兵源。他们是政权的基础，其动向至关重要。厉王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国人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了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他们同样失去部分利源）的利益，从而将自身置于空前孤立的位置。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与国人暴动
面对汹汹的舆论批评，厉王非但不思改正，反而采取了极端的高压手段。他任用卫国的巫师（“卫巫”）监视国人，发现有批评朝政者，立即逮捕处死。以至于国人在路上相遇，只能“道路以目”（用眼神示意），不敢交谈。大臣召公（召穆公虎）对此进行了著名的劝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阻塞人民的言论，比堵塞江河更危险。江河堵塞会决堤，伤害很多人；人民也是如此。因此治水要疏通河道，治理人民要引导他们讲话……）但厉王不听。
高压统治持续了三年（约前841年），表面的平静下是愤怒的岩浆在奔涌。终于，积压的怒火爆发了。愤怒的国人（可能包括部分利益受损的低级贵族和士兵）集结起来，发动武装暴动，袭击王宫。厉王仓皇出逃，渡过黄河，一直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州）避难，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史称“彘之乱”或“国人暴动”。
“共和行政”与王权失坠
厉王出逃后，都城陷入无君状态。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当时有两种说法：一说由周公（不是周公旦，是其后代）、召公（召穆公虎）两位大臣共同执政，代行王权，史称“共和行政”；另一说（《竹书纪年》）则认为是由一位名叫“共伯和”的诸侯（共国国君，名和）入朝摄政。无论是哪种情况，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周天子被驱逐，由大臣或诸侯临时主持国政。这在西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标志着：
王权神圣性破产：“天子”被自己统治基础的“国人”赶下台并流放，这彻底打破了“君权神授”不可动摇的神话，暴露了王权的脆弱性。
国人力量的显现：这次暴动显示了“国人”阶层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向背，可以直接决定政权的存亡。
诸侯影响力的上升：无论是召公、周公摄政，还是共伯和干政，都意味着诸侯或世家大族的势力已经能够左右王室的命运。
“共和行政”持续了十四年（前841-前828年）。这一年（前841年）因为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年开始），具有特殊的史学意义。
宣王中兴：短暂的回光返照
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在召公家中藏匿长大，被拥立为王，是为周宣王。宣王早期，在周公、召公等辅佐下，励精图治，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军事上：北伐玁狁（即犬戎，一度逼近镐京），西征西戎，东平淮夷、徐国，南征荆楚，史称“宣王中兴”，暂时扭转了四面受敌的危局，重振了王室声威。
政治上：效法文武成康，勤于政事，号称“中兴之主”。
经济上：可能调整了厉王的专利政策，缓和了矛盾。
然而，宣王中兴的基础并不牢固。连年征战消耗了国力；晚期干涉鲁国君位继承（强立鲁孝公），破坏了宗法制度，引起诸侯不满；千亩之战（今山西介休）被姜戎击败，丧失了大量军队（“南国之师”）。这些挫败表明，西周衰落的趋势已难以根本扭转。宣王的中兴，更像是帝国斜阳下的一次奋力挣扎，虽光芒耀眼，却无法改变黑夜即将来临的命运。
厉王暴政与国人暴动，是西周历史的分水岭。它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宣告了旧有统治模式的危机。王室权威一落千丈，诸侯离心倾向日益明显，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西周王朝的根基已经动摇，其最后的覆亡，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切，将在周幽王时期以更加戏剧性的方式上演。
3.6 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周幽王昏庸，犬戎入侵）
周宣王的中兴努力，未能挽回西周王朝整体的颓势。其子周幽王姬宫湦继位（前781年）后，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沉湎酒色，宠信奸佞，最终在荒诞的“烽火戏诸侯”闹剧和激烈的内部争斗中，引来了致命的犬戎入侵，导致了国破身亡、宗周沦陷的悲剧，为西周二百七十五年的统治画上了一个仓促而血腥的句号。
周幽王的昏庸与统治危机
幽王即位时，西周已然是危机四伏：天灾频仍（史载“三川竭，岐山崩”，泾、渭、洛三河干涸，岐山崩塌，被视为不祥之兆）；诸侯离心；财政困难。然而，幽王却是一位典型的昏暴之君。
亲小人，远贤臣：他重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把持朝政。虢石父为人奸诈，只知盘剥百姓以取悦幽王，使得朝政更加腐败，民怨沸腾。
宠幸褒姒，废嫡立庶：这是引发西周灭亡最直接的导火索。幽王极度宠爱妃子褒姒（褒国进献的美女）。褒姒生性不苟言笑，幽王为了博她一笑，用尽了各种办法。在佞臣的蛊惑下，他做出了堪称史上最荒唐的政治冒险——烽火戏诸侯。
更严重的是，幽王因宠爱褒姒，便废黜了申后（申侯之女）和太子宜臼（后来的周平王），改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这一举动严重违反了宗法制的根本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它不仅是家庭变故，更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触动了以申侯为代表的强大外戚集团和众多维护宗法传统的诸侯的利益，彻底撕裂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
“烽火戏诸侯”：信用体系的崩溃
为了逗引褒姒一笑，幽王听信虢石父的馊主意，下令点燃骊山（今陕西临潼）上的烽火台。西周时期，为了防御西北戎狄的侵扰，在从都城镐京到边疆的要道上设立了系列烽火台，并约定：一旦有敌情，白天燃烟（燧），夜间举火（烽），诸侯看到信号，必须立即率兵前来勤王。这是维系国家安全的紧急军事通讯系统，也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神圣契约的象征。
当骊山烽火燃起，各地诸侯以为犬戎来犯，纷纷匆忙集结军队，火速赶到镐京。然而，到了城下，只见楼台歌舞升平，并无敌人踪影。幽王和褒姒在城上观看诸侯们狼狈奔忙的样子，褒姒果然开怀大笑。诸侯们得知原委，愤懑不已，只得偃旗息鼓，悻悻而归。
“烽火戏诸侯”的恶劣影响是致命性的：
军事上：它戏弄和消耗了诸侯的军事力量，挫伤了他们勤王的积极性。
政治上：它极大地损害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信用和威严。将关乎国家存亡的军事信号当作儿戏，暴露了幽王的极端无道和无能。诸侯们感到被羞辱和欺骗，对王室的忠诚和敬畏荡然无存。从此，“烽火”这一最高级别的警报，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
申侯引戎，镐京沦陷
被废的申后和太子宜臼逃回申国（今河南南阳）。申侯对幽王废女黜外孙的行径怒不可遏，同时深感自身地位及发可危。约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今河南方城）以及长期为患的犬戎（玁狁），组成联军，大举进攻西周都城镐京。
兵临城下之际，危在旦夕的周幽王慌忙下令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救。然而，有了前次被戏耍的经历，诸侯们大多以为这又是幽王为了取悦褒姒而玩的把戏，按兵不动。只有少数诸侯发兵来救，但为时已晚。犬戎军队凶猛剽悍，而周王室军备废弛，战斗力低下。镐京很快被联军攻破。
西周覆灭与平王东迁
犬戎在镐京烧杀抢掠，周幽王、太子伯服以及褒姒之子（一说褒姒被掳走）在骊山脚下被杀。象征王权的丰、镐二京（宗周）历经浩劫，宫殿宗庙被焚，珍宝财富被洗劫一空，西周王朝就此灭亡。
随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诸侯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是为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等部分诸侯又在携地立幽王另一子余臣为王，是为“携王”，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但平王得到了较多诸侯的承认。
鉴于镐京残破，又邻近戎狄，极不安全，公元前770年，在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等诸侯的护送下，周平王将都城东迁至洛邑（成周，今河南洛阳）。这一事件史称“平王东迁”，标志着东周时代的开始，也是春秋时期的开端。
西周灭亡的深层原因
“烽火戏诸侯”只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引爆点。西周的灭亡，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
王权衰微与诸侯坐大：历经厉王暴动、共和行政、宣王晚期的挫折，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权威早已大打折扣。诸侯国经过长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对王室的离心力越来越大。王室已无力有效控制和制裁强大的诸侯。
内部矛盾激化：宗法制度遭到幽王破坏，引发了统治集团核心（王族与外戚）的激烈内斗，给了外部敌人可乘之机。
民族矛盾尖锐：西北犬戎等部族势力持续壮大，不断侵扰，成为西周的心腹大患。王室武力衰退，不得不依赖诸侯，甚至引戎为援（如申侯），最终玩火自焚。
经济与社会危机：长期的征伐、王室奢靡、天灾人祸，导致国力耗竭，民生凋敝，社会基础动摇。
周幽王的昏庸，加速了这些矛盾的白热化。他以一种荒诞而惨痛的方式，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以及“君无戏言”的政治箴言，作了最生动的反面注解。随着平王东迁，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是共主，但实际已沦为需要强大诸侯庇护的傀儡，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这个开创了礼乐文明、奠定了华夏文化基石的伟大王朝，在骊山的烽烟与犬戎的铁蹄中黯然落幕，但它留下的制度遗产与文化基因，却将在未来的裂变与融合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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