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夏朝之前的部落时代（三皇五帝到大禹治水）

在讲述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之前，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时代，那是中华大地从原始部落走向早期国家的漫长岁月。这段历史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主要依靠后世文献的追述、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及近现代考古学的发现来拼接轮廓。我们通常将这个时期称为“部落时代”或“古国时代”，而“三皇五帝”则是这个时代传说中杰出领袖的统称，他们被后世尊为华夏的人文始祖和道德楷模。

“三皇五帝”具体指哪几位，古籍中的说法并不统一。“三皇”常见的组合有：伏羲、女娲、神农；或者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则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些称号并非真正的帝王，而是对远古时期不同部落联盟杰出首领的神化与追认。他们的事迹，反映了先民在生存与发展中的伟大创造。

伏羲与女娲：文明的萌芽
传说伏羲氏教导人们结网捕鱼、驯养牲畜，发明了八卦，开创了占卜记事的方法。他的妹妹（一说妻子）女娲，则有着“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这些传说象征着人类从纯粹的自然资源索取者，开始尝试改造自然、建立秩序，并且对自身起源和自然现象进行思考。在考古学上，这大致对应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的阶段。黄河、长江流域发现了大量这个时期的聚落遗址，如河南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先民们已经种植粟（小米）、水稻，制作陶器，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

神农氏：农业与医药的先驱
神农氏，又称炎帝，传说他遍尝百草，发现了各种植物的药性，教导人民种植五谷，发明了耒耜等农具，还设立了集市以便物物交换。“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概括了农业起源的艰辛过程，以及先民在与疾病斗争中的智慧。考古发现证实，距今约9000至7000年前，中国的南北方都独立发展出了原始农业，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水稻，黄河流域种植粟和黍，奠定了后世“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神农氏的形象，正是无数早期农耕探索者的集体化身。

黄帝：华夏共祖与早期国家的雏形
黄帝的传说更加恢弘，他被视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传说他发明了车船、衣裳、音律、医药，其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更重要的是，黄帝通过一系列战争，特别是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整合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众多部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战后，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等融合，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炎黄子孙”的说法便源于此。虽然这些战争细节不可尽信，但它们可能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部落集团为争夺生存资源、居住地域而发生的激烈冲突与融合过程。以陕西、河南、山西为中心区域的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大型中心聚落（如陕西延安的芦山峁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早期）和礼仪性建筑开始出现，似乎印证着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形态的过渡。

从颛顼到尧舜：禅让与公天下
黄帝之后，传说其孙颛顼、曾孙帝喾相继担任联盟首领。再之后，便是著名的尧、舜时代。尧，号陶唐氏，被描述为勤俭、贤明、虚心纳谏的领袖。他命人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指导农业生产。面对滔天洪水，他任命鲧（禹的父亲）去治理，但鲧用“堵”的方法失败。
尧年老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儿子丹朱，而是经过四方部落推举和长期考察，将位子传给了德行与能力出众的舜，这便是“禅让制”的典范。舜，号有虞氏，传说他孝顺友爱（即便面对父亲和继母的迫害），品德高尚。即位后，他巡行四方，整顿礼制，惩治凶顽，并继续治理水患。他最终也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商均，而是传给了治水有功、众望所归的禹。
“禅让”的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特点。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需要具备杰出的能力、品德和威望，其产生需要得到联盟内各部落的认可。这或许不是温情脉脉的礼让，而是实力、威望与部落间平衡的结果。但这一传说所蕴含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政治文化。

大禹治水：迈向国家门槛的关键一步
尧舜时期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公共工程，便是治理肆虐中原的大洪水。这场洪水很可能源于一次长时间、大范围的气候异常（有学者推测与距今约4000年前的一次全球性气候事件有关），黄河及其支流泛滥，淹没土地，毁灭家园，对先民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
禹接替父亲鲧的治水重任。他吸取了父亲堵截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方法。《尚书·禹贡》记载他“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开凿山石，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传说他身先士卒，“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最终，他成功平息了水患，划分了“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这实际上是按照山川地理对当时所知地域进行的一种行政规划。
大禹治水的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巨大权威的建立：要动员如此广大地域、众多部落的人力物力进行长期、统一的浩大工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跨越部落界限的指挥中心。禹在这个过程中，集中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威望。

2. 公共管理能力的飞跃：治水工程需要严密的组织、分工、协调和物资调配，这极大地锻炼和强化了早期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

3. 地域联系加强：治水涉及广大区域，打破了原有部落的相对封闭，加强了各地人群的交流与联系，为更大范围的统一体奠定了基础。

4. 资源控制与分配：治水成功后，原来被淹没的土地变为可耕作的肥沃农田。谁能管理和分配这些宝贵的土地资源，谁就掌握了最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禹无疑掌握了这一权力。

因此，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一场对抗自然灾害的胜利，更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催化剂。当禹凭借治水功绩和无上威望召集天下诸侯（部落首领）于涂山（一说会稽）大会时，“执玉帛者万国”，他已经具备了王的实质。华夏文明，即将跨过“家天下”的门槛，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1.2 大禹传子，夏朝建立（家天下的开始）

大禹治水功成，威望达到顶峰。按照传统的禅让制度，他本该挑选一位贤能之人作为继承人。最初，禹也确实推举了皋陶（一位以公正司法著称的贤臣），但皋陶先于禹去世。禹又推举了益（伯益），他协助禹治水，擅长驯养鸟兽，也是东夷部落的一位重要首领。

然而，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史记·夏本纪》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这段记载透露了几个关键信息：

1. 禹死后，益曾短暂获得继承权：形式上，禅让的程序似乎还在。

2. 启的优势：启是禹的儿子，身份特殊。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说“启贤，天下属意焉”，即启本人有才能，得到了诸侯（部落首领们）的拥护。

3. 权力结构的固化：禹长期担任最高领袖，其家族和亲信集团必然已经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网络和资源。相比之下，益虽然贤能，但辅佐禹的时间不长（“佐禹日浅”），根基和势力可能远不如启。所谓“天下未洽”，就是说益未能获得广泛的、尤其是那些实权派的支持。

4. 诸侯的选择：诸侯们纷纷抛弃益而去朝拜启，并说：“这是我们的君主禹的儿子啊！”这句话意味深长。它表明，血缘世袭的观念已经开始取代公推贤能的观念。人们更倾向于服从一个他们熟悉的、拥有强大背景的权威家族。

于是，启没有经过传统的“禅让”程序，直接继承了最高权位。这标志着“公天下”的原始社会传统被打破，“家天下”的王朝世袭制度正式确立。一个家族世代垄断最高政治权力的时代开始了。

益对此显然并不甘心。一些文献记载，益曾试图争夺权位，但被启击败。《竹书纪年》更直接地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无论过程是和平让位还是武力争夺，结果都是启取得了胜利。

然而，新旧制度的交替绝非一帆风顺。旧的势力，尤其是那些固守传统、或与益关系密切、或自身实力强大的部族，对启的即位发起了挑战。其中最著名的反对者是位于夏都阳翟（今河南禹州）西边的有扈氏。

有扈氏认为启破坏禅让传统，是“以臣伐君”，是不义的。启则率领大军讨伐有扈氏。在战前，他发表了著名的动员令《甘誓》，收录在《尚书》中。启在誓词中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轻慢天道，废弃政事），宣称自己要“恭行天之罚”。他命令部属奋勇作战，并规定了严格的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服从命令的，将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的，将在社坛处死，连你的妻子儿女也要一并罚为奴隶。

这场“甘之战”以启的胜利告终，有扈氏被灭。这场战争意义重大，它不仅仅是一场平叛战争，更是一场确立新制度合法性的战争。启通过武力，彻底镇压了旧制度最激烈的反抗者，向天下宣告：世袭王权不容挑战。“家天下”的王朝秩序，用刀剑与鲜血浇铸而成。

击败有扈氏后，启的地位彻底稳固。他在钧台（今河南禹州）举行盛大的盟会，宴请四方诸侯，诸侯皆来朝贺，表示臣服。司马迁写道：“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至此，夏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

夏后氏，姒姓。后世常称“夏后氏”，或简称“夏”。“后”字在早期与“君”、“王”同义，并非后世“前后”之意。启作为夏朝的开国君主，通常被称为“夏启”。

夏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意味着：

• 国家形态的成熟：从松散的部落联盟，演变为具有世袭王权、初步官僚体系、常备军（至少是王族卫队）、固定疆域和贡赋制度的早期国家。

• 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力量可以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公共建设和文化活动，加速了文明演进的步伐。

• 政治传统的奠基：“家天下”和世袭制成为此后近四千年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核心特征，影响深远。

当然，夏朝仍处于早期国家阶段，其控制力远非后世中央集权帝国可比。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众多方国（即诸侯国，是由古老部落演变而来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实体）的联盟和威慑。但无论如何，一个延续了四百余年的王朝世系，从此开启了华夏文明的王朝史诗。

1.3 夏朝的统治范围和社会样子（古人怎么生活、怎么管理）

统治范围：从传说中心到考古印证
夏朝的活动区域，传统文献记载主要集中在两个中心区域：一是晋南豫西地带，即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二是豫东地区。传说中的夏都屡有变迁，如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附近）、阳翟（今河南禹州）、斟鄩（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带）、安邑（今山西夏县）等都曾被认为是夏都。
根据文献和考古学的综合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夏王朝的核心统治区西起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南达河南中部，北抵河北南部。这一区域正是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也是当时自然环境最优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个核心区之外，还有许多承认夏王“共主”地位、或受其文化影响的方国部落，其影响范围可能更广。

近年来，考古学为探寻夏文化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最具突破性。二里头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正好落在文献推算的夏朝中晚期至商朝初年的范围内。遗址规模宏大，发现了：

•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

• 中国最早的宫城（紫禁城最早的雏形）：宫城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内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如1号、2号宫殿），布局严整，中轴对称，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

•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出土了鼎、爵、斝、盉等青铜礼器，以及戈、戚等青铜兵器。青铜礼器的出现，标志着“礼制”这种维系社会等级的核心制度已经物化。

• 大型祭祀遗迹：可能与祭祀天地祖先有关。

• 精美的玉器、绿松石镶嵌器（如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陶器、漆器等。
  虽然二里头文化是否就是夏文化在学术界仍有讨论（尤其是其早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其晚期与早商文化的衔接问题），但二里头遗址所呈现出的高度发达、井然有序的广域王权国家气象，与文献中描述的夏王朝中晚期的面貌高度吻合。它让我们第一次得以相对清晰地“看见”夏朝社会的样子。

社会结构：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
夏朝社会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等级结构，如同一个金字塔：

• 顶端：王与王族。夏王是最高统治者，自称“予一人”，拥有军事、祭祀和分配土地的最终权力。王位在姒姓家族内世袭。王族成员构成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封到各地或担任要职。

• 上层：贵族与官僚。包括辅佐王的“六卿”（如羲氏、和氏掌天地历法，车正掌车，牧正掌畜牧等，官职名称多与事务相关），以及各地方国、部落的君长（诸侯）。他们拥有土地、人民和武装，对王负有朝贡、从征等义务。这个阶层掌握着政治、军事和宗教权力。

• 中层：平民（“庶人”或“众”）。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身份是自由的，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生产资料，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他们要服兵役、劳役，并向贵族和国家缴纳贡赋。战时，他们是军队的主力。

• 底层：奴隶（“臣”、“妾”、“奚”等）。主要来源于战俘、罪犯及其家属。他们毫无人身自由，属于贵族或官府的财产，从事最繁重的劳役、家务或手工业劳动，也可能被用于祭祀殉葬。夏朝墓葬中已出现殉葬现象，反映了奴隶制的存在。

这种等级社会被一套初步的“礼制”所规范和维系。不同等级的人，在居住宫室、使用器物（特别是青铜礼器、玉器）、祭祀规格、丧葬仪式等方面都有严格区别。二里头遗址不同等级墓葬中随葬品的巨大差异，就是明证。礼制的作用在于“别贵贱，序尊卑”，让等级秩序显得天经地义。

经济生活：以农为本，百工初兴

• 农业：夏朝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大禹治水后，“九川涤源，九泽既陂”，排水后的土地适宜耕种。当时主要农作物是粟（小米）、黍（黄米）、稻、麦、菽（豆）等。农具主要是木、石、骨、蚌制成，如石铲、石刀、石镰、骨耜等。可能已开始使用铜制工具，但非常稀少珍贵。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进步，已知施肥、除草，并有了初步的农田规划（“井田制”的雏形可能已出现）。历法对农业至关重要，《夏小正》相传是夏朝的历书，按月份记载物候、天象和农事活动，指导农业生产。

• 畜牧业：家畜饲养是重要补充，主要有猪、狗、牛、羊、马、鸡等。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

• 手工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形成专业分工。

• 青铜冶铸：这是夏朝最突出的技术进步。二里头发现了作坊遗址，出土了鼎、爵、斝、盉等造型复杂、需要复合范铸造的容器，以及兵器、工具。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 制陶：陶器是主要生活用具。夏朝陶器以灰陶、黑陶为主，工艺精湛，器形规整，出现了刻画符号。还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

• 制玉：玉器具有宗教和礼仪功能。二里头出土了圭、璋、琮、钺、刀等玉礼器，以及精美的绿松石镶嵌饰品，工艺水平很高。

• 其他：纺织（麻、葛、丝）、漆木器制作、酿酒（遗址中发现专用酒器）等手工业也都达到一定水平。

• 商业：商品交换已经存在，但可能以以物易物为主。贝（海贝）可能已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二里头墓葬中有随葬贝的现象。

居住与生活

• 都城与宫室：王和贵族居住在都城的宫城内。宫室建筑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木骨泥墙，草覆屋顶，但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主殿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前有广庭，气势恢宏。这是国家权力中心的物质体现。

• 普通聚落：平民和底层人民居住在都城外围或乡村的聚落中。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或地面起建的圆形、方形小屋，面积狭小，结构简单。

• 日常生活：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物以谷物煮的粥饭为主，辅以蔬菜、猎物和家畜肉食（贵族享用较多）。使用陶制的鼎、鬲、甗炊煮，豆、盘盛食，爵、斝饮酒。穿着麻葛或丝绸衣物。已有一定的娱乐活动，如乐舞。占卜盛行，用猪、牛、羊的肩胛骨进行烧灼，根据裂纹判断吉凶，这是商代甲骨占卜的前身。

管理制度：早期国家的治理模式
夏朝的国家机器相对原始，但已具备基本框架。

• 王权神化：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夏王自称受命于天，垄断了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先的最高权力。重大决策（如战争、迁都）往往需要通过占卜请示神意。这赋予了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

• 中央官制：设有辅政大臣（如“六卿”）和各种事务官，分管军事、农业、手工业、刑罚、车马、膳食等。官职多为世袭。

• 地方治理：实行“方国联盟”制。夏王是“天下共主”，直接统治王畿地区。王畿之外，是众多臣服或归附的方国、部落（诸侯）。夏王通过武力威慑、联姻、册封、巡视盟会等方式维持其宗主地位，诸侯则需朝贡、从征。夏王启的“钧台之享”和夏桀的“有仍之会”，就是这种盟会的形式。

• 刑法与军队：《左传》引《夏书》曰：“昏、墨、贼、杀。”这是夏朝的刑法原则（昏：恶而掠美；墨：贪以败官；贼：杀人不忌），犯者处死。说明已有成文或习惯法。夏朝拥有以王族为核心的常备武装，战时征调诸侯军队。军队装备有青铜戈、钺、镞等，战车可能已开始使用。军队是维护王权和对外扩张、征讨不庭的主要工具。

总之，夏朝社会已经脱离了原始平等，进入了阶级分明、等级森严的早期国家时代。它以农业为根基，以礼制为规范，以王权为核心，构建起一套维系广域统治的管理体系。虽然其面貌尚显古朴，但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和特质，已在此初步奠定。二里头遗址的辉煌遗迹，正是这一伟大开端无声却有力的证明。

1.4 夏朝的文化成就（陶器、历法、早期文字痕迹）

尽管夏朝距今久远，文献记载零星，但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其在文化科技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统治秩序，更为后续的商周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陶器：实用与审美的结合
陶器是夏朝最普遍、最重要的日常用具和随葬品，其制作技术承袭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并有所发展。

• 主要类型：以灰陶和黑陶为主，也有少量红陶、白陶和印纹硬陶。器形丰富多样，炊器有鼎、鬲、甗（蒸器）；食器有豆、盘、簋；酒器有爵、盉、觚；盛储器有罐、瓮、缸、尊等。其中，像封顶盉、三足盘、觚形器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

• 工艺特点：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器形规整，胎体厚薄均匀。纹饰以篮纹、绳纹、方格纹等拍印纹为主，也有弦纹、刻划纹、附加堆纹，晚期出现云雷纹、兽面纹等复杂纹饰的萌芽。一些精美陶器表面磨光，漆黑发亮。

• 白陶与印纹硬陶：白陶用高岭土制成，质地坚硬，色泽洁白，是陶器中的珍品。印纹硬陶烧成温度高，胎质紧密，叩之有金石声，代表了更高的制陶工艺水平。它们为后来原始瓷器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 意义：夏朝陶器不仅满足了生活需求，其不同器类、组合和纹饰也开始与礼仪活动相关联，部分精美陶礼器与青铜礼器共同用于祭祀和宴飨，体现了“藏礼于器”的观念。

2. 历法：《夏小正》与天文观测
农业生产对季节变化的高度依赖，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相传夏朝流传下来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星象物候历书（现存《夏小正》为后人整理编纂，但可能保留了夏代的一些历法知识）。

• 内容：《夏小正》按一年十二个月（有闰月记载），分别记述每个月的星象（如北斗斗柄指向、某些恒星晨昏中天等）、气象、物候（动植物活动变化）以及相应的农事、政事活动。例如，“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意思是正月冬眠动物苏醒，大雁北飞，野鸡鸣叫求偶，鱼从水下上升到冰层附近，农民修理农具。

• 特点：这是一种以观察自然物候为主，结合星象观测的“物候历”。它将天象、自然节奏与人类生产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实用性很强。其中提到的某些天象，经现代天文学推算，确实符合公元前两千年前后的实际星空，增加了其来源古老的可靠性。

• 成就：夏朝可能已初步掌握以观测黄昏时北斗斗柄指向来确定季节的方法（“斗建”），并有了“岁”（年）和“月”的概念，尝试调和太阳年与朔望月，设置闰月以调整时差。设立专门官员（如羲氏、和氏）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成为后世传统。历法的进步，是夏朝国家组织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体现。

3. 早期文字痕迹：刻画符号与甲骨占卜
成熟的文字系统是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目前尚未发现确凿无疑的夏朝文字体系，但已发现大量具有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为汉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 陶器刻画符号：在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夏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的位于器口、肩部或底部。这些符号结构复杂，超越了简单的几何图形，有些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在字形上有所近似。例如，有类似“目”、“犬”、“矢”、“丰”等形状的符号。虽然不能确证它们就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但极可能是文字的雏形或原始形态，用于标记、记事或表示族氏。

• 祭祀与占卜：夏朝盛行祭祀和占卜。《左传》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可能已有成文法典，推测应有相应的记录手段。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经过灼烧的猪、牛、羊的肩胛骨和龟甲，上有灼痕，这是占卜的遗存。虽然上面没有发现像商代甲骨文那样的成篇卜辞，但这种占卜行为本身，以及可能伴随的简单记录，是文字产生的重要温床之一。有学者认为，夏朝可能存在以简牍、帛书等易腐朽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只是未能保存下来。

• 意义：夏朝的刻画符号和占卜实践，正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向成熟文字体系过渡的关键阶段。它直接催生了商代高度发达的甲骨文。可以说，夏朝是汉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孕育期。

4. 青铜冶铸：开启青铜文明
这是夏朝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成就。二里头遗址的青铜铸造作坊和出土青铜器，证明夏朝已进入青铜时代。

• 技术：掌握了从采矿、冶炼到铸造的完整工艺流程。采用了多合范铸造法，能够铸造出形状复杂、纹饰精美的空体容器（如爵、斝、盉、鼎），这比铸造实心的工具、兵器难度大得多，是铸造技术成熟的标志。合金配比（铜锡铅）也达到一定水平。

• 产品：主要是礼器和兵器。礼器如爵（饮酒器）、斝（温酒器）、盉（调酒器）、鼎（炊食器，后演变为礼器核心）等，纹饰简单，多为素面或简单的乳钉纹、弦纹，但造型古朴端庄，开商周青铜礼器之先河。兵器有戈、戚、镞、刀等，增强了军队战斗力。也有少量小型的工具如凿、锥、鱼钩等。

• 意义：青铜礼器是王权和等级制度的物质化身，用于祭祀、宴飨、随葬，是“礼制”的物化表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好服务于这两件大事。夏朝青铜文明虽然初始，却为商周辉煌的青铜文化奠定了技术和制度基础。

5. 玉器工艺：礼玉文化的开端
玉器在夏朝具有崇高的地位，主要作为礼器、仪仗器和佩饰，是权力、身份和信仰的象征。

• 种类与功能：主要有圭（长条形玉板，象征身份和权力）、璋（一端有斜刃的玉器，用于祭祀山川）、琮（内圆外方的筒形器，可能与沟通天地有关）、钺（玉质斧钺，象征军事征伐权）、刀、戈，以及柄形饰、绿松石饰等。这些玉器多非实用，而是用于礼仪场合。

• 工艺：玉材多为本地或邻近区域所产。加工技术高超，采用了切割、钻孔、打磨、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尤其是绿松石镶嵌技术令人惊叹，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长约70厘米，造型生动，工艺精湛，是罕见的早期龙文物珍品，极可能是王室重器。

• 意义：夏朝玉器承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的用玉传统，并加以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礼玉体系，成为商周玉文化的重要源头。

6. 建筑与城市营造
二里头遗址展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宫室建筑格局。

• 城市规划：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和宫城。道路纵横交错，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等）。宫城位于城市中心，体现了“王权居中”的思想。

• 宫殿建筑：宫殿建在大型夯土台基上，采用木骨泥墙和草覆屋顶。以1号宫殿为例，它是一座封闭的庭院式建筑，主殿位于北部夯土台基上，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南面为广阔的庭院，四周有回廊。这种“四合院”式的布局、中轴对称的格局、前堂后室的雏形，开创了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典范，影响深远。

• 夯筑技术：大规模使用夯土技术建造城墙、宫殿台基和地基，使建筑更加坚固、宏伟。

7. 音乐与乐舞
文献记载夏朝有乐舞。《山海经》提到夏启从天上得到《九辩》与《九歌》的乐舞。《竹书纪年》说“夏后开（启）舞《九韶》”。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陶埙、石磬等乐器。石磬是打击乐器，形制古朴，表明礼乐制度正在萌芽。音乐舞蹈用于祭祀、庆典和贵族享乐，是早期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夏朝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它并非一片空白或纯粹的传说，而是一个有着坚实考古依据、文化内涵丰富的早期文明。它像一座桥梁，连接了史前时代与辉煌的商周文明，为华夏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最初的、决定性的基因。虽然许多细节仍待探索，但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文化奠基地位，已无可动摇。

1.5 夏桀暴政，夏朝灭亡（最后一个昏君的所作所为）

夏朝历经十四世、十七王（一说十三世、十六王），享国约四百余年，最终在最后一个王——桀的手中走向灭亡。桀，又名履癸，是历史记载中与商纣王齐名的著名暴君。他的统治集中体现了王朝末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的典型特征，其个人暴行与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为商汤灭夏提供了历史契机。

夏桀的暴政与荒淫
关于夏桀的恶行，先秦两汉的文献如《尚书》、《史记》、《竹书纪年》、《韩诗外传》、《淮南子》等均有记载，虽可能带有后世“层累”和贬斥亡国之君的夸张成分，但基本轮廓是清晰的。

1. 穷奢极欲，耗费民力：桀追求极致的享乐，不顾百姓死活。他大兴土木，建造倾宫、瑶台等豪华宫殿。传说这些宫殿用美玉、金石装饰，极其奢靡。为了满足自己和宠妃的享乐，他耗费巨资开凿酒池，大到可以划船，池边堆积酒糟成山，令三千人像牛一样在池边饮酒取乐。又建立“肉林”，将各种熟肉悬挂其中，供其随意取食。这种毫无节制的挥霍，必然导致国库空虚，赋税徭役沉重，民不聊生。

2. 宠信妹喜，荒废朝政：桀非常宠爱妃子妹喜（有施氏之女）。据《国语》等记载，妹喜有三个古怪爱好：一是喜欢听撕裂绸缎的声音；二是喜欢穿戴男人的官帽；三是喜欢看规模宏大的酒池肉林宴会。桀为了取悦妹喜，便命人搬来大量精美绸缎，在她面前一匹匹撕碎；让她参与朝政，干预国事；并大肆举办奢华宴会。《竹书纪年》说：“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这些可能都与满足妹喜的欲望有关。他沉迷美色，不理政务，导致朝纲紊乱。

3. 刚愎自用，拒谏饰非：桀自恃勇武，狂妄自大。他把自己比作永不落的太阳，曾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尚书大传》）意思是，天上有个太阳，就像我拥有人民。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了我才会灭亡！显示出其极度的自负和对民意的蔑视。有贤臣关龙逄（一作关龙逄）直言进谏，列举他的过失，劝其改正。桀非但不听，反而将关龙逄囚禁并最终杀害。从此，忠臣寒心，谗臣当道。

4. 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为了维持其奢侈生活和浩大工程，桀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赋税沉重，徭役无度，百姓不堪其苦。《尚书·汤誓》中商汤历数夏桀的罪状，提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夏王竭尽民力，残酷剥削夏国人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民众都怠工不合作，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愿意跟你同归于尽！”）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句流传千古的诅咒，生动地反映了夏朝民众对桀的刻骨仇恨和绝望情绪。

5. 滥用武力，欺压诸侯：作为天下共主，夏桀不仅对内暴虐，对外也专横跋扈。他依仗武力，随意征讨不服从或贡品不丰的方国诸侯，企图以暴力维持摇摇欲坠的权威。他曾召集诸侯在有仍（今山东济宁）会盟，但因其无道，有缗氏（今山东金乡）诸侯率先反叛离去，桀大怒，发兵讨伐有缗氏。这种滥用武力的行为，消耗了国力，也加剧了与诸侯的矛盾，使得夏王朝更加孤立。

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
在桀的统治下，夏朝积累的社会矛盾达到顶点：

• 阶级矛盾：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的鸿沟加深。平民负担沉重，奴隶境遇悲惨。

•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桀的暴行和昏庸，使得部分尚存理智的贵族和官员感到绝望，离心离德。太史令终古抱着法典哭谏无效后，投奔了商汤。其他一些夏朝属国和官员也纷纷叛逃。

• 中央与地方矛盾：夏桀对诸侯的欺压，使得原本就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方国更加不满。东方的商部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崛起，成为反夏联盟的核心。

商汤的崛起与灭夏战争
当夏桀统治下的夏朝危机四伏时，在东方（今河南商丘、山东曹县一带），一个名为“商”的部落在首领汤的领导下悄然强大起来。商汤，子姓，名履，又称成汤、武汤。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和政治才能的领袖。

• 修德施政，争取民心：商汤对内勤政爱民，鼓励生产，国力逐渐强盛。他任用贤臣伊尹（出身奴隶的杰出政治家）为相，辅佐国政。对外，他采取了一系列争取诸侯的策略。传说他向夏桀进贡，同时暗中联络对夏不满的诸侯。他征伐那些忠于夏桀或残暴不仁的小国（如葛伯），并灭之，但其目的在于“吊民伐罪”，且灭国后安抚其民，因此不仅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树立了正义的形象，吸引了更多诸侯归附。《孟子》称赞他“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意思是商汤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就埋怨；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就埋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不先来解救我们）？”这反映了当时人心向背。

• 剪除羽翼，孤立夏桀：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先后灭掉了夏朝的忠实属国韦（今河南滑县）、顾（今山东鄄城）、昆吾（今河南许昌）等。这些国家实力较强，是夏朝在东方的屏障。消灭它们，等于斩断了夏桀的重要臂膀，也使商的势力直接逼近夏朝的核心区域。

• 把握时机，决战胜负：在完成战略准备、夏桀更加孤立（甚至传说其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有官员直言“君王您这样下去，国家必将灭亡”）后，商汤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他召集军队，举行誓师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汤誓》，历数夏桀的罪行，宣称自己受天命来讨伐他，并严明军纪。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率领以商军为核心、各诸侯联军为辅的军队，西进伐夏。

• 鸣条之战：夏桀闻讯，仓促率军从都城（可能在斟鄩，今偃师二里头一带）东出迎战。两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夏县西，一说河南封丘东）展开决战。夏军士气低落，士兵不愿为暴君卖命。而商军士气高昂，为正义而战。结果夏军大败，溃不成军。夏桀带着少数残兵和妹喜等人向南逃窜，经过三朡（今山东定陶），最后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一带），并被商军追上俘获。商汤没有立刻处死他，而是将他流放（一说囚禁）在南巢。不久，桀死于南巢。标志着夏朝正式灭亡。

夏朝灭亡的启示
夏朝的灭亡，并非一次简单的军事失败，而是长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它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 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桀自以为“日不落”，但民众却诅咒他“时日曷丧”，宁愿与他同归于尽。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维持统治。商汤正是抓住了“民欲与之偕亡”的机会，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赢得了广泛支持。

2. 统治者德行的重要性：早期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德治”之上。桀的“不德”（荒淫、暴虐、拒谏），使其丧失了“天命”所归的资格。而商汤的“修德”，则成为其取代夏朝的道德依据。“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夏桀的教训成为后世君主重要的政治警钟。

3. 人才与纳谏的关键作用：桀杀害忠臣关龙逄，导致言路闭塞，错误无法纠正。商汤重用伊尹等贤才，虚心听取建议，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

4. 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平衡：夏朝以方国联盟形式统治，当中央强大有德时，诸侯归附；当中央无道时，诸侯便会离心，甚至联合反抗。夏桀对诸侯的压迫加速了其孤立和崩溃。

夏朝虽亡，但其开创的王朝制度、礼制雏形、文化成就并未消失，而是在商周乃至更后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清晰世系传承和考古文化对应的王朝，夏朝奠定了华夏文明国家形态的基石。它的兴起与衰亡，如同一幕宏大史诗的序幕，揭示了此后数千年中国王朝更迭中那些反复上演的核心命题：权力与责任、民心与天命、德行与征伐。当我们回望这段朦胧而确切的起源，不仅是在追溯一个王朝的背影，更是在探寻我们文明基因中最深处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