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铜时代的鼎盛——商朝（甲骨文里的古老王朝）
2.1 商汤灭夏，商朝建立（正义之战，推翻昏君）
当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在民众“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诅咒声中众叛亲离时，历史的聚光灯转向了东方一个正在崛起的部族——商。商的始祖契，传说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地（今河南商丘），赐姓子氏。从此，这个部族便以“商”为名，在黄河下游的广阔平原上繁衍生息，历经十四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成汤（又称商汤、武汤）手中，完成了取代夏朝、建立新王朝的伟业。这是一场被后世儒家称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典范之战。
商部落的崛起与商汤的雄心
商部落最初可能是一个以畜牧业见长的部族，“商”字本身在甲骨文中就有某种交易或行走的含义（有学者认为与商业有关）。他们活动于今天的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地处华北平原，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经过长期发展，商部落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农业、手工业和贸易都相当发达，尤其掌握了先进的青铜铸造和车辆制造技术，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到了成汤这一代，商已成为夏朝东方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成汤是一位极具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的领袖。他深知欲成大事，必先立德聚人。他采取了与夏桀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
对内宽仁勤政：减轻赋税，鼓励生产，体恤民力，使得商国国力殷实，百姓归心。
对外广施仁德：他努力塑造“仁君”形象，传说他外出见到野外张网捕猎的人四面设网并祷告“愿天下四方来的鸟兽都入我网”，汤便命人撤去三面网，只留一面，并教其祷告说：“想从左走的就从左走，想从右走的就从右走，不听命的才入我网。”诸侯闻之，皆赞“汤德至矣，及禽兽”，认为他的仁德泽及鸟兽，何况于人？这便是“网开三面”成语的由来，极大提升了商汤的道德声望。
重用贤才，不拘一格：商汤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求贤若渴，尤其是不拘出身重用伊尹。伊尹出身卑微，传说是有莘国（今山东曹县）的奴隶或庖人（厨师）。汤听闻其贤，五次以重礼聘请，有莘国国君不允。汤于是求娶有莘氏之女，伊尹作为陪嫁的“媵臣”来到商国。汤与伊尹交谈后，大为折服，破格提拔他为“尹”（相当于丞相），委以国政。伊尹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和谋略才能，成为商汤灭夏的总设计师。此外，汤还重用仲虺等贤臣，形成了一个高效的领导核心。
“剪夏羽翼”的战略准备
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灭夏并非直捣黄龙，而是采取了极其高明、循序渐进的战略。夏朝虽然衰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不少忠实属国拱卫。伊尹制定的策略是：先消灭夏朝在东方的屏障和铁杆盟友，孤立夏桀，最后进行决战。
征葛伯，打响道义第一枪：第一个目标是紧邻商国的葛国（今河南宁陵）。葛伯不守礼法，不祭祀祖先，汤派人质问，葛伯借口没有祭祀用的牛羊和粮食。汤便送去牛羊和粮食，葛伯却将粮食吃掉并杀了送粮的童子。这激起了公愤。汤以此为借口出兵灭葛。这一战不仅消除了卧榻之患，更以“讨伐无道”的名义进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其他诸侯虽知商国野心，却难以公开指责。
灭韦、顾、昆吾，扫清屏障：在灭葛立威后，商汤和伊尹根据夏桀统治日益混乱、诸侯离心加剧的形势，加快了步伐。他们先后出兵，征服了夏朝在东方的三个重要支柱性属国：韦国（今河南滑县）、顾国（今山东鄄城）、昆吾国（今河南许昌）。这些国家实力较强，是夏朝防御东方的前哨和屏障。尤其是昆吾，相传是祝融后代，实力雄厚。商汤集中力量，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将其征服。在攻打昆吾时，伊尹还使用了间谍和情报战，《竹书纪年》提到伊尹曾两次潜入夏都，了解夏桀内部虚实和民怨程度，为决策提供依据。
“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当这三个国家被平定后，夏朝东方门户大开，商汤的兵锋已直指夏朝核心区域（伊洛流域），而夏桀则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天下诸侯“叛桀附汤”者已多达“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形成了强大的反夏联盟。
鸣条决战与夏朝覆灭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完全成熟。他召集诸侯会盟，庄严誓师，发表了流传千古的战争檄文——《汤誓》。在这篇誓词中，他首先强调自己起兵是奉行天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然后详细列举夏桀的罪行：耗竭民力（“率遏众力”）、盘剥百姓（“率割夏邑”）、民众怨恨至极（“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最后申明军纪，激励士气。这篇誓词将商汤的灭夏战争定性为“吊民伐罪”的正义之战，极大地鼓舞了联军士气。
夏桀闻讯，惊怒交加，仓促调集军队（可能已军心涣散）从都城斟鄩（今偃师二里头一带，或另说在洛阳附近）出发东进，企图阻击商军。两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夏县西的鸣条岗，一说在河南封丘东）展开决战。关于决战过程，史料记载简略。但可以想见，一方是士气高昂、为正义而战的诸侯联军，一方是士气低落、不愿为暴君卖命的夏军。决战结果毫无悬念：夏军大败，溃不成军。《尚书·汤誓》孔传描述：“桀奔南巢，汤放之也。”夏桀带着少数残兵、珍宝和宠妃妹喜向南逃窜，渡过黄河，经三朡（今山东定陶）一路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西南）。商汤率军追击，最终在南巢擒获夏桀。汤并未立即处死他，而是将他流放（一说囚禁）于此。不久，夏桀死于南巢。统治中国四百余年的夏王朝正式宣告灭亡。
商朝建立与“殷鉴”初立
灭夏后，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近年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可能即其都城之一），召集天下诸侯，举行了隆重的即位典礼，正式宣告商王朝的建立。他自号为“武王”，以示以武功定天下。随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新政权的措施：
安定夏地：对夏朝遗民采取怀柔政策，保留夏人的宗祠，分封夏王室后裔于杞国（今河南杞县），以示不绝人祀，缓和了矛盾。
分封功臣：分封辅佐灭夏有功的诸侯，并赐予土地、人民，形成了以商王为核心的新的方国联盟体系。
迁都定鼎：将统治中心从东方迁到更靠近天下之中的西亳（偃师），便于控制原夏朝核心区域，并营建都城宫室，确立王朝威仪。
修改历法，易服色：改正朔，将夏历的建寅（以正月为岁首）改为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崇尚白色，以示王朝更替，“天命”已归商。
作《汤诰》，明治国理念：汤告诫诸侯，必须“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否则将“大罚殛之”。他总结了夏亡的教训，强调“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人看水能看见自己的样子，看民众就能知道治理得好不好），将“民”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
商汤灭夏建商，不仅仅是政权的简单更迭。它确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政治逻辑：统治者若失德暴虐，丧失民心，就失去了“天命”的眷顾；新的有德者可以“革命”，取而代之。这一逻辑被周人概括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夏桀的暴政和商汤的成功，成为后世君臣反复引用的“殷鉴”（商朝这面镜子），提醒统治者必须敬天保民、勤政修德。一个以辉煌的青铜文明和神秘的甲骨文字为标志的新时代——商朝，就此拉开了序幕。
2.2 商朝的迁都之路（多次搬家，最后定在殷）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商朝以其频繁迁都而著称。从商汤建国到盘庚迁殷之前，商朝的都城经历了多次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商汤之前迁都八次，之后迁都五次），这构成了商朝前期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频繁迁都的背后，反映了早期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与挑战，而最终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则带来了商朝历史上最长久的一段稳定与繁荣。
“不常厥邑”：早期频繁迁都的原因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自商汤至盘庚，商朝都城先后有：亳（可能有多个，如北亳、南亳、西亳）、嚣（隞，今河南郑州附近）、相（今河南内黄）、邢（耿，今河北邢台）、庇（今山东郓城）、奄（今山东曲阜）等。迁都如此频繁，其原因复杂多样，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政治斗争与王位纷争：商朝前期，“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度并存，并未严格固定，导致王室内斗频繁。新王即位，为了摆脱旧都盘根错节的势力（如前王后族、权臣集团），巩固自身权力，有时会选择迁都，建立自己的统治中心。例如，商王仲丁迁嚣（隞）、河亶甲迁相，很可能都与当时王室内部“比九世乱”（连续九代王位纷争）的政治动荡有关。
自然灾害的逼迫：黄河流域是商朝的核心区域，但黄河及其支流水患频繁。都城往往傍水而建，方便生活和水运，但也极易遭受洪水侵袭。史载“祖乙圮于耿”，指祖乙时都城耿（邢）被洪水冲毁，被迫迁都于庇。水患是导致迁都的一个重要自然因素。
经济与资源的考量：早期农业对土地肥力依赖很大，实行“游耕”或“休耕”制。当一个地区的土地因长期耕种而肥力下降，或周围资源（如木材、矿产）枯竭时，整个部族就可能迁徙到新的地方。迁都也可能为了更靠近重要的资源产地（如铜矿、锡矿）或贸易路线。
军事防御与战略扩张：迁都有时是出于军事战略需要。为了应对周边方国或少数民族（如土方、鬼方、羌方等）的威胁，或将都城迁至更利于进攻或防守的位置。向南、向东的迁徙，也可能与商朝势力的扩张方向有关。
宗教与巫卜的影响：商人事无大小，皆决于占卜。迁都这样的国家大事，必然要反复占卜请示鬼神和祖先的意见。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关于“作邑”（营建都城）的卜辞。如果占卜显示不吉利，或者巫师集团认为旧都“风水”不利，也可能促成迁都。
频繁迁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某些矛盾，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使百姓疲于奔命；不利于都城建设的长期积累和文化的持续沉淀；更反映了前期政局的不稳定。这种“不常厥邑”的状况，直到一位雄才大略的商王——盘庚的出现，才得以彻底改变。
盘庚迁殷：扭转国运的艰难决策
盘庚是商朝第20位君王。他即位时，商朝正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因长期王室内乱和频繁迁都，国力衰微，贵族奢靡，阶级矛盾尖锐，诸侯离德，周边方国不断侵扰。都城奄（今山东曲阜）地处东方，似乎已难以维系对广阔疆域的控制。盘庚决心通过再次迁都来挽救王朝。
他选定的新都是“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此地地处黄河中游北岸，太行山东麓的洹水之滨，地势较高，不易受洪水威胁；土地肥沃，利于农耕；且位于商朝控制区域的中心偏北，便于镇抚四方，尤其是抵御西北方向戎狄的侵扰。更重要的是，迁都殷地可以摆脱奄地旧贵族势力的掣肘，推行改革，加强王权。
然而，迁都的决定遭到了来自贵族和平民的巨大阻力。贵族们在旧都有大量的房产、田地和既得利益，不愿搬迁；平民则厌倦了频繁的迁徙，害怕新地方的艰辛。一时间怨声载道。面对汹汹舆论，盘庚展现了非凡的魄力和政治智慧。
他先后三次发表长篇训诰（保存在《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对贵族和民众进行说服与威慑。他的讲话要点包括：
重申天命与先王意志：他宣称迁都是遵从上天的旨意和祖先的谋划，是为了恢复“高祖”（成汤）的德政，延续国祚。
斥责贵族的腐化与短视：他严厉批评那些只顾眼前私利、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的贵族，指责他们贪婪无度，不顾国家大局。
描绘迁都后的美好前景：他承诺在新都“用永地于新邑”，永久定居，不再迁徙，让大家过上安定的生活，并共享“嘉绩于朕邦”（国家的好成果）。
软硬兼施，严明法令：他一方面承诺“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无论亲疏，有罪则罚，有功则赏），表明公正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严厉警告，若有人不服从命令，将会受到严厉惩罚，甚至“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我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不留后代）。
在盘庚的坚定决心和强力推动下，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朝举国上下渡过黄河，迁都于殷。这一过程无疑是艰难而痛苦的，但却是商朝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定鼎中原，殷墟辉煌
迁殷之后，盘庚力行节俭，整顿吏治，减轻剥削，缓和矛盾。他兑现了“永地于新邑”的承诺，商朝从此在此定都，长达273年之久，直至灭亡。因此，商朝又被称为“殷商”或“殷朝”。
定都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政治稳定：结束了“九世之乱”以来的动荡局面，王权得到巩固和加强，统治秩序逐步理顺。
经济发展：长期定都促进了殷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深度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迅猛发展。殷都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和手工业制造的中心。
文化积累：稳定的环境使得灿烂的商文化得以在此长期孕育、沉淀和爆发。殷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城之一，宫殿宗庙林立，作坊区规模庞大。
考古实证：正是由于长期定都，才使得今天的安阳殷墟得以埋藏下如此丰富、集中的文化遗产。自1928年科学发掘以来，殷墟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甲骨文、宏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大墓、规模宏大的青铜器铸造作坊、精美的玉器、陶器、骨器等，全方位、立体地揭示了商代晚期社会的面貌。没有盘庚迁殷后的长期稳定，就不可能有如此集中而辉煌的考古遗存。
从“不常厥邑”到“永地于新邑”，盘庚迁殷是商朝从动荡走向稳定、从中衰走向鼎盛的关键一步。它不仅挽救了一个王朝，更在洹水之畔奠定了一座伟大的文明丰碑。殷墟，这座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年古都，如同一个时间的胶囊，将商朝最辉煌的篇章完好封存，等待着后世子孙的叩问与聆听。盘庚的远见与决断，也因此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记忆之中。
2.3 青铜文明的巅峰（司母戊鼎、四羊方尊，古人的铸造技艺）
如果说甲骨文是商朝的灵魂，那么青铜器就是商朝的筋骨与血肉。商朝，特别是盘庚迁殷后的晚期，将中国的青铜文明推向了第一个，也是极其辉煌的巅峰。青铜器不再仅仅是实用的工具和兵器，更是被赋予了神圣政治意义和宗教内涵的“礼器”，成为权力、等级和信仰的象征。而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正是这巅峰之上两座最耀眼的灯塔，它们以其无与伦比的体量、精湛的工艺和雄浑的美感，向后世诉说着那个时代的强盛与荣光。
国之重器：青铜礼器的政治与宗教世界
在商朝人眼中，青铜器，尤其是鼎、簋、尊、罍等大型容器，绝非日常用品。它们主要被用于：
祭祀祖先与神灵：商人事鬼敬神，祭祀是国家头等大事。盛放酒食的青铜器是沟通人神的重要媒介。在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上，这些器皿承载着奉献给祖先和神灵的牺牲与美酒，祈求保佑和赐福。
彰显等级与权力：青铜器的种类、数量、大小和组合，严格对应着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周礼完备于周，但其雏形商已有之）。鼎，尤其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问鼎”即意味着觊觎王权。拥有巨大而精美的青铜礼器，是王权和贵族权威最直观的体现。
宴飨与册命：在重要的宴会和册封典礼上，青铜酒器、食器是必备之物，用以明尊卑、序礼仪。
随葬：贵族死后，其生前使用的青铜礼器常被带入墓中，供其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并彰显其地位。商王和高级贵族的墓葬往往有大量青铜器随葬。
因此，铸造青铜器是一项国家工程，由王室和高级贵族垄断。在殷墟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巨大，分工细致，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铸造一件大型青铜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铜、锡、铅矿石）和时间，是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
巅峰之作：司母戊鼎（后母戊鼎）
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殷墟王陵区的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因学术界对铭文释读有“司”“后”之辩），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惊人数据：鼎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需数百公斤的金属料，由多个坩埚同时熔炼浇铸而成。
造型与纹饰：鼎身为长方形，深腹，立耳，柱足。整体造型厚重庄严，气势恢宏。器身各处布满精美纹饰：腹部四面中心是巨大的饕餮纹（兽面纹），双目圆睁，透露着神秘威严的气息；四周衬托以夔龙纹；鼎耳外侧饰有双虎噬人纹样（两只老虎张大口，中间夹着一个人头，寓意或有镇慑或巫术含义）；足部也有兽面纹。所有纹饰线条清晰，布局严谨，层次丰富。
铸造工艺之谜：如此巨鼎，在三千多年前的科技条件下如何铸成？学者推测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分范合铸”法。首先用陶土制作出鼎的内范（芯）和外范（模），外范被分割成多个块范（如腹范、足范、耳范），块范上预先刻好纹饰。然后将块范拼合，与内范组合，形成空腔，留出浇口和排气孔。最后，将多个熔铜炉（“将军盔”坩埚）的铜液同时注入浇口，一次浇铸成形。特别是鼎耳的铸造，可能是先分铸再与鼎身铸接。整个过程需要精密的设计、严密的组织和高度协调的配合，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司母戊鼎的成功，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铭文与归属：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或释“后母戊”）三字铭文。据学者考证，“母戊”是商王武丁或祖甲的一位配偶的庙号。此鼎很可能是商王为祭祀其母亲“戊”而铸造的。它不仅是工艺奇迹，更是一份深沉的孝道与追思的见证，是连接商王家族血亲情感的实物纽带。
艺术奇珍：四羊方尊
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黄材镇的四羊方尊，则是商代青铜器中将艺术想象力与铸造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它并非出土于殷墟核心区，而是出自商朝南方方国或势力范围（可能为三苗或本地贵族所拥有），说明商代青铜文化影响之广。
独特造型：尊高58.3厘米，边长52.4厘米，重34.5公斤。器形为方形敞口，大沿，长颈，高圈足。最令人惊叹的是，尊的四角各铸有一只卷角山羊的前半身，羊身与尊腹融为一体，羊腿附着于圈足上。羊首写实而生动，羊角弯曲，神态安详。尊肩部浮雕有四条高浮雕的蟠龙。整体造型将动物形象与器物结构天衣无缝地结合，既稳重庄严，又灵动奇巧。
极致纹饰：通体饰有精细的花纹：颈部饰有蕉叶纹、夔龙纹和兽面纹；肩部的龙纹蜿蜒生动；羊身及尊腹饰有鳞纹、云雷纹为地的长冠凤鸟纹；圈足上也饰有夔龙纹。全器上下，纹饰繁而不乱，线条刚劲流畅，细节一丝不苟。尤其是羊首，采用分铸法先铸好，再与尊体合铸在一起，铸接痕迹浑然天成。
文化意涵：羊在古代象征吉祥。四羊可能寓意四方太平、吉祥如意。将尊这一酒礼器与羊的形象结合，既有祈求丰收、安康的世俗愿望，也可能蕴含着沟通天地神灵的宗教意义。四羊方尊的出土，证明了商代青铜文化在吸收地方元素的基础上，所绽放出的多样而璀璨的艺术光芒，其设计构思之巧、铸造难度之高，使之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青铜艺术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管窥
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只是商代青铜文明的冰山一角。殷墟还出土了成千上万件其他青铜器，从礼器、乐器（如铙）、兵器到车马器、工具，种类繁多。其铸造技术主要包括：
范铸法：这是最主要的方法，即上述制作陶范合铸。根据器形复杂程度，有单范铸造（工具、兵器）、双合范铸造（简单工具）、多合范铸造（空体容器），以及难度更高的分铸法（先铸部件，再与主体铸接或焊接，如四羊方尊的羊首、许多器物的提梁或附耳）。
合金配比：商人对青铜合金（铜、锡、铅）的配比已有成熟经验。礼器通常锡含量较高，使其颜色泛白、硬度高、纹饰清晰；兵器要求韧性好，配比有所不同。科学的合金配比是青铜器性能优良的基础。
纹饰工艺：普遍采用在陶范上雕刻纹饰的“模纹法”，形成凸起的阳纹或凹下的阴纹。晚期出现了在铸好的器表镶嵌绿松石、玉石或红铜的“镶嵌术”，以及在器物上包贴金箔的“包金术”，极尽奢华。
大型器铸造组织：像司母戊鼎这样的大型器，从采矿、运输、冶炼、制范到浇铸，需要跨地域、跨工种、大规模的社会协作，这只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才能组织完成，充分体现了商朝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
商代的青铜文明，是科技、艺术、政治与宗教高度统一的产物。那一件件沉默的青铜重器，曾回荡着祭祀的乐声，弥漫着酒肉的香气，闪耀着权力的寒光，也寄托着对祖先与神灵的无限虔敬。它们不仅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顶尖的工艺水平，更承载了一个王朝的精神世界和秩序观念。司母戊鼎的雄浑与四羊方尊的奇巧，共同构成了商代青铜文明不可逾越的双峰，让三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个“青铜时代”扑面而来的磅礴力量与非凡智慧。
2.4 甲骨文和金文（刻在骨头、铜器上的文字，记录商朝生活）
如果说青铜器是商朝强盛国力的物质丰碑，那么文字就是其精神世界的直接铭刻。商朝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之一，便是成熟的汉字系统——甲骨文，以及与之并行的金文。这些刻在龟甲兽骨和青铜器上的古老文字，如同穿越三千年的信使，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商朝社会真实面貌的一扇最直接的窗口，使商朝成为有同时期文字可考的中国信史开端。
甲骨文：殷人占卜的档案库
甲骨文，顾名思义，是刻写在龟甲（主要是龟的腹甲）和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也有少数其他动物骨骼）上的文字。它的发现极具传奇色彩。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病抓药，从中药“龙骨”上发现了刻划的符号，断定其为古文字，从而引发了殷墟甲骨文的搜集与研究热潮。至今，已出土刻辞甲骨约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已识读约三分之一。
甲骨文的性质与内容：
甲骨文并非商人的日常书写文字，而是主要用于占卜记录，可以称之为“卜辞”。商人迷信鬼神，凡事皆要占卜，上至祭祀、战争、年成、巡狩，下至生育、疾病、做梦、天气，无不求问于神灵祖先。占卜过程大致如下：
取材整治：将龟甲或兽骨进行锯削、打磨等处理。
钻凿：在背面钻出圆形凹窝或凿出梭形凹槽（但不穿透）。
灼兆：用烧红的木枝灼烫钻凿处，因厚度变薄，正面相应部位会因受热而出现“卜”字形的裂纹，称为“兆”。
视兆断吉凶：贞人（专职占卜的巫师，常由高级贵族担任，有时商王亲自充当）根据裂纹的形状、走向来判断神灵的旨意，是吉是凶。
刻辞记录：贞人或史官将占卜的事由（“前辞”）、所问问题（“命辞”）、兆象显示的吉凶（“占辞”），以及事后是否应验（“验辞”）等内容，用青铜刀刻写在兆纹旁边。一条完整的卜辞通常包含这四部分。例如：“癸巳卜，争贞：今一月雨？王占曰：丙雨。旬壬寅雨，甲辰亦雨。”意思是：癸巳日占卜，贞人“争”问：这个一月会下雨吗？王（武丁）根据兆象判断说：丙日（可能指丙申日）会下雨。结果到第十天壬寅日下了雨，甲辰日也下了雨。
正是这种系统的记录，使得甲骨文内容包罗万象，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政治军事：记载了商王世系、祭祀制度、官制、征伐方国（如与土方、鬼方、羌方的战争）等。
经济社会：涉及农业（黍、麦、稻的种植与收成）、畜牧业（马牛羊豕的数量）、田猎、手工业（铸铜、制陶、纺织）、商业交通、天文历法（干支纪日、闰月设置）。
思想文化：反映了商人的宇宙观、宗教信仰（上帝、自然神、祖先神崇拜）、社会习俗和日常生活。
语言文字：甲骨文是已经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具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造字法，尤其是形声字已占相当比例，表明汉字已走过早期图画文字阶段，为后世汉字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荣耀
金文，旧称钟鼎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主要是礼器，也有少量兵器、工具等）上的铭文。商代金文与甲骨文基本属于同一文字体系，但书写载体和风格不同。甲骨文是刀刻，笔道细直，方折居多；金文是铸造成型（先在陶范上刻字），笔道粗壮肥厚，圆润丰腴，更显庄重。
商代金文大多简短，少则一两字（多为族徽或作器者名），多则数十字。内容主要是：
祭祀对象：如“司母戊”、“妇好”。
纪念功勋与赏赐：如商晚期的小臣缶方鼎、戍嗣子鼎等铭文，记载了作器者因功受赏，铸器以祭祀祖先、彰显荣耀。
训诰箴言：少数较长铭文含有简单记史或箴言性质的内容。
虽然商代金文内容不如甲骨文丰富，但它与甲骨文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商代文字的双璧。而且，金文传统在西周得到极大发展，出现了数百字的长篇巨制，成为记录西周历史的重要文献来源。
甲骨文与金文的历史价值
甲骨文和金文的发现，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证实了商朝的存在：在殷墟甲骨发现前，国际史学界对商朝是否真实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是传说。甲骨文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将商朝从传说时代拉回到信史时代，并极大地印证和丰富了《史记·殷本纪》等文献对商王世系的记载（仅有少量出入），增强了中国上古史的可信度。
提供了第一手史料：甲骨文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未经后世修改，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历史记录，其价值远高于后世追述的文献。它让我们能够越过几千年的时光，近乎“直播”般地观察商朝社会的方方面面。
展现了汉字源头：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是汉字的直系祖先。研究甲骨文，就是追溯我们民族文字的童年，理解其构形智慧和演变规律。
揭示了商人的精神世界：透过那些关于祭祀、占卜、吉凶的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商人“尊神重鬼”的强烈宗教意识，以及他们试图通过巫术与神灵沟通，以把握未知命运的努力。
从那些细腻的卜辞中，我们看到了商王武丁为妻子妇好生育是否顺利而焦虑占卜；看到了人们对收成的期盼和对自然灾害的恐惧；看到了战争前的紧张动员和胜利后的献祭告庙……冰冷的甲骨和青铜，因文字的附着而拥有了温度，变成了承载古人喜怒哀乐、信仰与希望的生命载体。甲骨文和金文，不仅是记录商朝生活的“史书”，更是华夏文明童年时代最清晰、最生动的一张“留声胶片”，让我们在三千多年后，依然能倾听到那个遥远王朝的脉动与呼吸。
2.5 商朝的祭祀和社会结构（贵族、奴隶，古人怎么祭祀祖先）
商朝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等级森严的“礼制”社会，其核心维系力量是强烈的鬼神崇拜和与之配套的祭祀体系。理解商朝，必须从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根本特点出发。频繁而隆重的祭祀活动，既是商人与神灵沟通的方式，也是巩固社会等级、强化王权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祭祀活动所依托的，正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弥漫鬼神的世界：商人的宗教信仰
商人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帝”或“上帝”，他掌管着自然风雨、人间祸福、战争胜负和君王命运。此外，还有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自然神，以及最重要的祖先神。商王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代表，死后也成为神灵。因此，祭祀的本质，就是通过奉献牺牲和礼乐，取悦、祈求这些神灵的保佑，并获取他们的旨意（通过占卜）。宗教生活渗透到国家政治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祭祀体系：规格森严的人神沟通
商朝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系统化，且等级分明。
祭祀对象：主要包括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其中，对祖先神的祭祀最为核心和系统化。商王相信，历代先王、先妣（先王的配偶）在帝廷（上帝的天庭）服役，能够影响上帝对时王的决策。因此，必须按时、按规格隆重祭祀，以求得祖先的庇护。
祭祀方式与祭品：
祭品：最常见的是“牺牲”，即动物祭品。根据祭祀规格，使用牛、羊、猪、犬等，数量不等。最高规格的祭祀用“太牢”（牛、羊、猪三牲俱全）或“少牢”（羊、猪）。此外，还有谷物（黍、稷）、酒等。
人祭：这是商朝祭祀中最残酷、最令人震撼的一面。为了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最高敬意，或祈求特别重大的事情（如战争胜利、平息灾害），商人会使用人性——将活人（主要是战俘，也有奴隶和罪犯）作为祭品。在殷墟王陵区发现的祭祀坑中，层层叠叠的人骨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甲骨文中记载的用于人祭的数量超过一万三千人。这些人祭被称为“伐”（砍头）、“燎”（焚烧）、“沈”（沉水）、“俎”（置于砧板）等。人祭的盛行，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的野蛮和奴隶命运的悲惨，也是商朝强大武力俘获大量战俘的侧面证明。
祭祀仪式：包括献牲、奏乐、舞蹈、祷告等。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祭祀乐舞（如《隶舞》、《羽舞》）的记载。
祭祀周期与制度：商代晚期（特别是祖甲以后）形成了非常严整的“周祭”制度。即用五种主要祭祀方式（翌、祭、洅、劦、彡），按固定顺序，轮流、周而复始地对所有先王、先妣进行祭祀，一个周期约需36旬（近一年）。这种制度化的祭祀，确保了所有祖先都能得到规律性的享祭，也强化了商王世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社会结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
与祭祀活动的等级性相对应，商朝社会是一个层级清晰、界限分明的阶级社会。
社会顶层：王与王室贵族（“王族”、“子族”）
商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政治、军事、宗教的最高领袖，自称“余一人”。王位在子姓家族内传承。
王室贵族：包括王的兄弟、儿子、叔伯等近亲家族，构成“王族”。另有一些与王族血缘较远的同姓贵族，称为“子族”（“子”是商族姓）。这些贵族占据着国家最重要的官职（如尹、多尹、作册、史、卜、巫等），拥有大量的封地、人民、奴隶和财富，是统治集团的核心。著名的妇好（武丁之妻）就是一位能征善战、拥有自己封地和大量财富的贵族。
社会中上层：官僚、诸侯与“族众”
官僚阶层：由各级官吏组成，负责行政、军事、祭祀、手工业管理等。其中不少由贵族担任，也有因才能而晋升者。
方国诸侯：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内服”指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指王畿以外的众多方国、部族。这些外服诸侯（如侯、甸、男、卫、邦伯等）对商王承担朝贡、从征、戍边等义务，但在自己领地内有较大自治权。他们中有的是商王分封的同姓或异姓贵族，有的是被征服或主动归附的土著首领。
“族众”或“众人”：这是商代社会的中坚力量，其身份比较复杂。他们主要是商族本族的平民（自由民），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土地、生产资料。他们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王大令众人曰协田”），也是军队的基层士兵（“登人”即征兵）。他们有人身自由，但必须为王室和贵族服务役、兵役，并缴纳贡赋。他们是“国人”的基础，其向背对政权稳定至关重要。
社会中下层：手工业者与商人
随着手工业分工细化，出现了专业的工匠群体，如陶工、铜工、骨工、玉工等。他们可能依附于王室或贵族作坊，有一定技能，但社会地位不高。
商业活动已经出现，有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或许商族之名与此有关）。贝币（海贝）被广泛用作货币，甲骨文中有“赐贝”、“取贝”的记载。
社会底层：奴隶（“臣”、“妾”、“仆”、“奚”、“刍”等）
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被视为财产和工具。来源主要是战俘（如羌人常被俘为奴）、罪犯及其家属，也有债务奴隶。他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农业、手工业、建筑、畜牧以及家庭杂役。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赠送甚至处死奴隶。大量奴隶还被用于人性，生命毫无保障。殷墟墓葬中常见的殉葬者，多为奴隶。甲骨文中常见“刍”（牧奴）、“羌”（羌族战俘奴隶）等字，反映了奴隶的广泛存在。
祭祀与社会结构的互动
祭祀活动完美地映射并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
垄断神权：商王和高级贵族（贞人、巫史）垄断了与最高神灵（上帝、祖先）沟通的权力。只有王才能祭祀上帝，祭祀先王先妣也由王主持或指定。这使王权披上了神圣外衣。
区分等级：祭祀的规格、祭品的种类和数量、能否参与特定祭祀，都严格按等级划分。王用太牢，诸侯用少牢，士用特牲（一头猪或犬）。这种差异时刻提醒着每个人的社会位置。
凝聚族群：共同的祖先祭祀（特别是对商族早期共同祖先的祭祀）强化了商族统治集团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消耗与威慑：大规模的人祭，既消耗了大量的战俘奴隶（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管理压力），也对外起到了展示武力、威慑诸侯和敌方的作用。
总之，商朝社会是一个建立在鬼神信仰和血缘宗法基础上的等级社会。频繁而严酷的祭祀，既是其精神世界的核心表达，也是其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强力工具。从王室贵族到奴隶，每个人都在这个由神灵、祖先和王权共同编织的严密网络中各安其位。而这一切，都因甲骨文的记录和考古的发掘，变得如此清晰和真切，让我们得以审视那个既充满原始宗教狂热，又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复杂时代。
2.6 商纣王荒淫无道，商朝灭亡（牧野之战，商朝落幕）
如同夏朝终结于桀一样，商朝的覆亡也与一位被后世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暴君——帝辛，即人们熟知的商纣王，紧密相连。在传统史书中，纣王是暴君的代名词，其恶行与夏桀如出一辙，甚至更为酷烈。他的统治将商朝推向了最后的崩溃，而来自西陲的周人，则在武王姬发的领导下，于牧野一战定乾坤，结束了商朝五百余年的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纣王其人：才能与暴行的矛盾综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与夏桀纯粹的负面形象不同，传统史料在描绘纣王时，常提及他并非庸才。《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这说明纣王天资聪颖，反应敏捷，见多识广；身材魁梧，勇力超凡，能徒手与猛兽搏斗；才智足以拒绝臣下的谏劝，口才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向群臣夸耀才能，向天下抬高声望，认为所有人都不如自己。
然而，正是这些过人的天赋，与他的骄横、残暴、拒谏和奢靡相结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他自负其能，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将忠言视为诽谤。他的统治，可以说是“有能力”的暴政，破坏力更为惊人。
纣王的暴政与失道
综合《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纣王的罪行罄竹难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奢靡无度，耗竭民力：纣王追求极致的享乐，扩建都城殷邑（“益广沙丘苑台”），修建著名的“鹿台”和“钜桥”大仓。鹿台高千尺，广三里，用于贮藏珍宝钱帛；钜桥大仓囤积粮食。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极尽荒淫之能事。为了满足其奢欲，必然加重赋税，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怨声载道。
宠幸妲己，言听计从：纣王极度宠爱妃子妲己（有苏氏之女），对她言听计从。妲己的喜好成为法律，她的厌恶成为处罚的依据。传统认为，许多残酷的刑罚正是为取悦妲己而设。
严刑峻法，残害忠良：为了镇压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反抗，纣王设置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最著名的是“炮烙之刑”：在铜柱上涂油，下置炭火，令犯人在上面行走，滑落则坠入火中烧死。他残杀进谏的忠臣，如将九侯剁成肉酱（“醢”），将鄂侯做成肉干（“脯”），将王叔比干剖心（“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逼得王叔箕子装疯为奴，太师疵、少师彊抱乐器投奔周国。这些暴行使得统治集团内部众叛亲离，彻底孤立。
亲小人，远贤臣：纣王重用谗佞之臣，如费仲、恶来等，这些人善于阿谀奉承，帮助他盘剥百姓，打击异己，使得朝政更加黑暗腐败。
连年征伐，国力虚耗：纣王凭借其武力，持续对外用兵，特别是向东南方向征讨东夷部落。虽然取得了胜利，扩大了领土，但也极大地消耗了商朝的本已脆弱的国力（“纣克东夷而殒其身”），造成军队疲惫，国内空虚，给了周人可乘之机。
周人的崛起与“三分天下有其二”
当商朝在纣王统治下急速滑坡时，位于其西部的周国（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却悄然壮大。周人始祖弃（后稷）擅长农业，历代首领重视农耕，积德行义。至古公亶父时迁居周原，奠基立业。到季历（文王之父）时，开始扩张，引起商王文丁的猜忌而被杀。姬昌即位，是为周文王。
文王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表面上臣服于商，被纣王封为“西伯”，但暗地里励精图治：
修德政：提倡“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实行“耕者九一”（轻税）等惠民政策，赢得了民心。
广揽人才：最著名的是访求姜尚（姜子牙）于渭水之滨，拜为军师。还有许多贤士如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等投奔周国。
剪商羽翼：在姜尚的辅佐下，文王先后征服或团结了周边的小国和部落，如犬戎、密须、耆国、邘国、崇侯虎等，特别是消灭了商朝在西方的重要盟国崇国（今陕西西安沣水西），扫除了东进障碍，并将都城迁至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南）。
争取诸侯：文王的仁政与纣王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天下诸侯纷纷归附周国。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意思是当时天下大部分诸侯已心向周文王，但文王仍以臣子的身份侍奉商纣，体现了其深沉的韬略。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继承父志，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牧野之战：王朝更替的雷霆一击
时机终于到来。约公元前1046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定），商朝统治危机总爆发：精锐部队远在东南与东夷作战，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纣王时期扩建的别都）守备空虚；纣王杀比干、囚箕子，统治核心彻底分裂；商朝百姓和奴隶怨气冲天。
武王得知情报，果断决定出兵。他载着文王的木主（牌位），以奉文王之命讨伐的姿态，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并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众多西方和南方的诸侯部落联军，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朝歌进发。
大军进抵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新乡境内）。二月甲子日的清晨，武王在此举行誓师大会，发表《牧誓》，历数纣王罪状：“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俾暴虐于百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他严明纪律，要求部队阵列整齐，不杀戮投降之人。
此时的纣王仓皇应战。由于主力在外，他临时拼凑了一支大军，人数可能不少（《史记》称七十万，当为夸张），但成分复杂，多为奴隶和战俘，甚至还有东夷俘虏，士气低落，毫无斗志。
决战开始。周军士气高昂，先锋如虎如罴。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早就恨透了纣王，他们不仅没有抵抗，反而“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即掉转兵器攻击商军，为武王开路。商军瞬间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朝歌，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自焚而死。周武王率军进入朝歌，对纣王尸体射箭三发，用轻剑击之，用黄钺斩下其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示众。又处死了妲己和佞臣。商朝中央政权宣告覆灭。
商朝灭亡的余波与教训
武王克商后，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囚的箕子，修整比干之墓，表彰商容（贤臣）的里巷；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封于殷故地，管理商遗民，同时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在周围设立“三监”进行监视。不久，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武庚趁机联合三监及东夷诸国发动大规模叛乱。周公东征，苦战三年，平定叛乱，杀死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随后，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成周），将商朝“顽民”（顽固的遗民贵族）迁至此地严加监管，并分封了大批诸侯国，真正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商朝的灭亡，再次以血腥的方式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铁律。纣王虽有过人才能，但其倒行逆施，将自己置于百姓、诸侯乃至本族贵族（如微子、箕子、比干）的对立面，彻底丧失了统治基础。而周文王、武王父子，则通过长期积累德行、凝聚人心、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完成了王朝更替。后世将夏桀、商纣并称，作为亡国昏君的典型，时刻警示着统治者：无论个人能力多强，一旦背离了基本的为政之道，其覆亡便是必然。商朝的历史，连同它辉煌的青铜文明、神秘的甲骨文字和残酷的人祭制度一起，沉入了历史的地层，但其深刻的教训和丰厚的遗产，却永远地融入了华夏文明奔流不息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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