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年践祚

皋王病逝的哀钟在纶城上空回荡了九下，余音散入秋日萧瑟的空气里。

三十九岁的发站在父亲灵柩前，身上穿的还是平日那件半旧的玄色深衣，只是臂上多了一道麻布孝带。他没有哭，脸上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父亲的死并非意外，多年积劳成疾，如同被蛀空的堤坝，在一次并不凶猛的秋寒侵袭后，终于彻底垮塌。

太庙里烟气缭绕，几位重臣——太宰子渔、司马扈战、司徒伯鱼、司寇仲良、大宗伯姒文——垂首立在两侧。他们的脸上同样写满了疲惫与沉重，那不单是为皋王的离世，更是为一个时代的重担再次无情地压了下来。

“先王遗命，王长子发，仁孝聪慧，当承大统。”子渔的声音苍老而沙哑，他展开一份简牍，那是皋在病榻上最后的笔迹，“请王子……请王上，告祭列祖，受命继位。”

发缓缓转过身，面向祖宗牌位。从曾祖父不降的勤勉，祖父孔甲的荒唐，到父亲皋的艰辛，夏室四百余年的兴衰像一幅沉重的画卷在他心中展开。他知道自己接过来的是什么——不是一个荣耀的权柄，而是一个千疮百孔、行将就木的王朝。

他没有说那些豪言壮语。在简朴到近乎寒酸的祭告仪式后，他面对寥寥无几的臣工，只说了一句话：“予一人发，承此危局，唯知尽心竭力，不负先王，不负社稷。望诸公助我。”

声音不高，却透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沉稳。他不是少年热血的君主，而是深知前路艰难的中年人。

朝会散去，发独自留在空旷的正殿。他走到父亲常站的那扇窗前，望向宫外。纶城的街市比他年轻时更加寥落，行人匆匆，面色菜黄。远处田野的秋收景象也透着贫瘠，与记忆中祖父不降王时期的丰饶相去甚远。

“父亲，您累了十几年，终究没能把这艘漏船补好。”发低声自语，“现在轮到我了。可我拿什么去补呢？”

国库的账册在次日送到了他案头。司徒伯鱼面色晦暗：“王上，历年为救灾、抚军、维持朝廷运转，积蓄早已耗尽。各州郡赋税十不存五，诸侯贡赋更是多年不至。今冬明春，恐难以为继。”

发默默翻阅着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他想起自己二十多岁时，曾随父亲巡视兖州旱灾，见过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父亲当时一夜白头，却仍强打精神，开仓放粮，减免赋税。可减免之后，朝廷又靠什么运转？

“宫中用度，先减七成。”发放下竹简，“我的膳食与宫中众人，皆与百姓共此艰难。省下的，先紧着最困难的郡县发放。”

“王上……”伯鱼欲言又止。
“照办吧。”发摆摆手，“还有，传令各州郡，凡有虚报垦田、欺隐户口的官吏，自查自报者，可从轻发落；若待朝廷查实，严惩不贷。我们收不上税，不能是因为蛀虫太多。”

他知道这命令可能收效甚微，但必须做。父亲的仁厚有时会被欺瞒，他需要展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更大的难题在军事。司马扈战汇报时，眉头锁成了川字：“王上，京畿之兵尚可一用，然久未经历大战，甲胄兵器老旧。四方边军，缺饷少粮，逃亡日增。更堪忧者，徐、缯、杞等诸侯，私练甲兵，广筑城垣，其心叵测。近来边境摩擦不断，我军多避让，恐长其气焰。”

发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那些诸侯国的位置。夏室的权威，早已从祖父孔甲晚年开始瓦解，父亲皋试图修补，却如以纱补网，徒劳无功。

“扈战，”发沉吟道，“以你之见，若对最桀骜的杞国用兵，胜算几何？”

扈战苦笑：“若倾力一战，或可胜。然则胜后必元气大伤，其余诸侯若趁机发难，或联合反扑，我朝再无余力应对。此……此实为绝险之棋。”

“那就是不能打。”发叹了口气，“不能打，就要忍。传令边军，严加戒备，但无王命，不得擅自与诸侯冲突。对外……多派使者，言辞要恳切，贡赋可酌情减免，但君臣名分不可废。他们若只是要些实惠，就给些实惠，只要名义上还尊夏室。”

这是一种屈辱的妥协。扈战脸色涨红，紧握剑柄，最终却只能化为一声长叹：“臣……遵命。”

退下前，发叫住了他：“扈战，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我又何尝不是？然刀剑需在能杀敌时亮出。现在拔剑，恐先伤自身。这份屈辱，你我要一起咽下。”

扈战深深看了新王一眼，郑重抱拳：“王上能忍，臣亦能忍。”

二、履癸与伊尹

发的长子履癸，这一年十五岁。他继承了祖父孔甲高大挺拔的身材和曾祖不降深邃的轮廓，眉宇间却有一股父亲发所没有的桀骜与躁动。他不喜欢父亲那种整日与账册、奏章为伍的生活，也不耐烦听那些老臣关于“仁德”、“节俭”的唠叨。

他喜欢骑马、射箭、舞剑。校场上，他是同龄贵族子弟中最骁勇的一个；围猎时，他敢独自追逐猛兽。他崇拜传说中的先祖杼王，开疆拓土，威震四方。在他看来，夏朝今日的颓靡，正是缺少了那样的锐气与胆魄。

“父亲终日与那些老朽商议，除了减用度、免赋税、派使者，还能有什么新意？”一次围猎间隙，履癸对几个伴当抱怨，“诸侯骄横，就该打！打服一个，其他的自然就怕了。这般隐忍，只会让他们觉得夏室可欺！”

这些话，或多或少传到了发的耳中。一日，他将履癸叫到书房。

“听说你对国政颇有看法？”发看着比自己还高出半头的儿子，语气平静。

履癸梗着脖子：“儿臣只是觉得，为君者当有威严。如今四方不宁，正该整军经武，重树夏室雄风。一味的怀柔，恐非长久之计。”

发没有斥责他，而是指了指墙上悬挂的一把古朴的青铜剑：“那是你曾祖不降王用过的剑。你可知，他当年为何能威服诸侯，在位六十二年而天下宾服？”

“因为曾祖英明神武！”履癸不假思索。

“英明神武，须有根基。”发缓缓道，“他的根基，是数十年如一日勤政爱民攒下的民心，是整顿吏治后清明的朝堂，是推广农耕后充盈的国库。有了这些，他的剑才有分量。如今，民心涣散，国库空虚，吏治疲敝。此时亮剑，剑未出鞘，只怕我们自己先力竭而亡。”

履癸似懂非懂，但眼中的不服并未消减：“难道就永远这么忍着？”

“非是永忍，而是待时。”发走到儿子面前，拍拍他的肩膀，“你要学的不只是剑术，更是为君之道。从明日起，你每日上午随我处理政务，下午再去校场。我要你亲眼看看，这江山是如何运转，又是如何艰难的。”

履癸虽不情愿，但不敢违逆父命。于是，他开始接触到那些枯燥的账目、冗长的奏章、大臣们无休止的争论。他看到了父亲为了一点点赋税与地方官反复计较，为了安抚一个强横诸侯而忍气吞声，为了赈济灾民不得不再次缩减宫中开支。

他感到憋闷，感到一种有力无处使的愤怒。在一次听到父亲又同意减免某个迟迟不贡的诸侯部分赋税后，他忍不住质问：“父亲！如此退让，夏室的尊严何在？”

发看着他，眼中没有怒气，只有深深的疲惫和一丝悲哀：“癸儿，尊严不是争来的，是实力撑起来的。当你没有实力时，所谓的尊严，不过是加速灭亡的引信。我要保住的，不是虚名，是夏室还能存在的根本。”

履癸无法理解这种隐忍。在他年轻炽热的心中，荣耀高于一切。父亲的世界，在他看来过于灰暗和妥协。

就在履癸内心挣扎之际，一个来自东方的消息，引起了发的注意，也将在未来深远地影响夏朝的命运。

商国，东方一个近年来悄然崛起的诸侯。其国君名汤，年纪与发相仿，以贤明仁德著称。更令发在意的是，商汤身边有一位极其重要的谋臣——伊尹。

关于伊尹的来历，众说纷纭。有说他本是莘国（有莘氏）的奴隶，善于烹调；有说他胸怀大志，自荐于汤。无论如何，他已成为商汤最倚重的国相，助其整顿内政，发展农耕，收揽民心，商国实力日增。

“这个伊尹，是个大才。”发在听取关于商国的汇报后，对子渔感叹，“商侯得此人，如鱼得水。其志恐不在小。”

“王上是担心商国……”子渔试探道。

“不必过虑，也无需点破。”发摆摆手，“商侯至今恪守臣礼，按时朝贡，言辞恭谨。他若真有异心，眼下也不会表露。我们要做的，是管好自己。传令下去，对商国使节，礼遇要加倍。他既示好，我便回应。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

然而，发内心清楚，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真正的“朋友”是奢侈的。他对商国的关注，更多是一种对潜在强邻的警惕与无可奈何的笼络。他无力阻止商国的崛起，只能希望这份表面的和睦能维持得久一些。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儿子履癸那颗躁动的心，已经将遥远的商国和那个名叫伊尹的谋士，暗暗记下了——以一种复杂且偏激的方式。

三、天灾与人祸

帝发继位的第五年，一场罕见的连阴雨袭击了中原核心地带。

雨水从初夏开始，时断时续，直到秋收时节仍未停歇。本该金黄的粟穗在田里发黑霉烂，低洼处的村庄被积水围困，道路泥泞难行。随之而来的是疫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悄然滋生、蔓延。

各地告急的文书再次雪片般飞向纶城。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许多文书末尾，地方官不再仅仅是请求援助，字里行间开始流露出绝望甚至隐约的怨怼——朝廷的救助，总是姗姗来迟，杯水车薪。

发顶着巨大的压力，几乎掏空了所剩无几的宫室储备和皇家苑囿的产出，分派下去。他甚至亲自前往京畿受灾最重的几个乡里视察，安抚百姓。站在泥泞的田埂上，看着面有菜色的农夫和奄奄一息的庄稼，他感到一种刺骨的无力。

“王上，已经尽力了。”随行的伯鱼低声劝慰。
“尽力？”发苦笑，“尽力为何换不来一场晴天？尽力为何救不了这些子民？”

更让他心寒的是诸侯的反应。以往遇到大灾，实力尚存的诸侯多少会象征性地援助王室，或至少慰问。这一次，除了寥寥几个边远小国，大部分强势诸侯都沉默着，仿佛中原的灾难与他们无关。徐国、缯国的使者甚至带来了他们国君的“问候”，话语客气，却绝口不提实质援助，反而暗示他们境内也“不甚宽裕”。

“他们在看笑话，在等我们彻底垮掉。”扈战咬牙切齿。
发沉默地看着地图，那些曾经臣服的疆域，如今只剩下冷漠的标记。夏室号令天下的时代，真的过去了。现在，他连维持基本体面都困难。

就在这个内外交困的节点，宫中发生了一件事，彻底点燃了履癸压抑已久的怒火，也加剧了父子间的裂痕。

为了筹措赈灾款项，发在万般无奈下，决定出售一批宫中旧藏的礼器——大多是历代先王留下的青铜器，有些甚至出自不降、杼的时代，具有很高的价值和政治象征意义。此事交由伯鱼负责。

消息不知如何传了出去，也传到了履癸耳中。这个十八岁的青年王子勃然大怒，径直冲进父亲理政的偏殿。

“父亲！您要将祖宗的礼器变卖？！”履癸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那是夏室尊严所系！是祖宗传承！您怎能……怎能如同商贾一般将它们卖掉！”

发从堆积如山的文书中抬起头，面容憔悴，眼中血丝密布。他看着激动的儿子，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指了指案几上一份来自豫州的急报：“你看看这个。三百户人家，因疫病和饥荒，十室九空。地方官请求拨发药材和粮食，我这里，连最后一批预备给京畿孤老的存粮都算进去了，还差得远。礼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若祖宗有灵，是会怪我卖了几个铜器，还是会怪我眼睁睁看着子民饿死病亡？”

履癸抓起那份竹简，快速扫过，脸色变了变，但少年的固执和荣誉感仍占据上风：“那也不能卖礼器！这是……这是屈辱！我们可以向诸侯征调，可以向富户……”

“征调？”发打断他，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压抑已久的悲愤，“向谁征调？徐国？缯国？他们会给吗？向富户？京畿的富户，这些年已被加赋、劝捐弄得怨声载道，再逼下去，就是官逼民反！履癸，你告诉我，除了变卖这些死物，我还能从哪里变出钱粮来救活那些等死的人？！”

这是发第一次对儿子如此严厉地吼叫。殿内的侍从吓得匍匐在地。

履癸被父亲的爆发震住了，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无法回答。那些在骑射场、在伙伴间谈论的“威严”、“武力”，在父亲所面对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和幼稚。他看到了父亲眼中深不见底的疲惫和痛苦，那不是一个软弱者的眼神，而是一个被逼到绝境仍在苦苦支撑的困兽的眼神。

最终，履癸什么也没说，铁青着脸，转身大步离开了偏殿。但从那天起，他变得更加沉默，眼神也更加阴郁。他开始用一种混合着不解、怨怼，甚至是一丝轻蔑的眼光看待父亲的统治。在他看来，父亲的“仁德”和“隐忍”，已经变成了无能和屈辱的代名词。

而变卖礼器这件事，虽然解了燃眉之急，却在朝野士大夫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连太宰子渔私下都对伯鱼叹息：“王上此举，实乃不得已。然……国器外流，威信扫地啊。消息传开，诸侯更不知会如何作想了。”

果然，此事成为诸侯间窃窃私语的笑谈。“夏王发已窘迫至斯。”成为许多诸侯心中的共识，夏室最后一点神秘与威严的光环，就此彻底黯淡。

四、最后的时光

帝发在位的最后几年，是在一种缓慢而清晰的衰落感中度过的。

天下似乎进入了一个诡异的“平静期”。大的战乱没有爆发，但小的摩擦不断；诸侯不再公然称王，但也不再朝贡；天灾仍然时有发生，朝廷的应对越来越力不从心。整个夏朝，就像一艘巨大而破旧的船，在平静的死海上缓缓下沉，船舱不断进水，船上的人都能听到那令人绝望的咯吱声。

发老了。不到五十的年纪，鬓发已白了大半，背也有些佝偻。长年的忧思和操劳透支了他的健康。他依然每日勤政，但批阅奏章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精力不济，也因为这天下似乎已无“政”可“治”——各地报上来的，多是些无法解决的难题。

他花了更多时间教导长子履癸，试图将毕生对治国、对时局、对人心险恶的理解灌输给儿子。他给履癸讲先祖创业的艰难，讲守成的不易，讲权衡的无奈，讲民心如水的道理。

但履癸听进去多少，发不知道。他能感觉到儿子内心的躁动和不满与日俱增。履癸更感兴趣的是军务，是武备，是历史上那些赫赫战功。他对父亲那一套“隐忍待时”、“保民为本”的理论越来越不耐烦。在履癸看来，父亲守着祖宗基业，却让它日渐萎缩，这就是最大的失败。

父子间的心结越来越深。一次，在讨论如何应对西方一个部落的骚扰时，履癸再次主张强硬出击：“父亲！如此小丑也敢挑衅，若不迎头痛击，四方蛮夷岂不皆视我夏室为无物？”

发看着他，缓缓道：“击溃他们，需要调动多少兵马？耗费多少粮草？胜了，不过得一时之快；若稍有差池，或战事迁延，消耗的是我本已枯竭的国力。而东方徐、缯，南方群蛮，都在看着。我们在这里与西戎纠缠，他们若趁虚而入，如何应对？”

“瞻前顾后，何以成事！”履癸忍不住顶撞，“难道就因为怕别人趁虚而入，就永远不动？那夏室疆土，岂不是要一寸寸被蚕食殆尽？”

“不是不动，是要等最能动的时候，动最关键的地方。”发的声音透着深深的疲惫，“癸儿，为君者，要有霹雳手段，更要有菩萨心肠，还要有狐狸的机敏和乌龟的耐性。你……你太急了。”

“是这世道等不起！”履癸丢下这句话，愤然离去。

发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心中涌起巨大的悲哀和预感。他知道，自己或许无法将夏朝带出困境，但他一直在努力避免它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终结。可他担心，自己这个性情刚烈、崇尚武力、对隐忍充满鄙夷的儿子，一旦继位，可能会选择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那或许会将夏朝更快地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而，命运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去扭转或改变。

在位的第十四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帝发在批阅奏章时突然晕厥。太医诊治后，面露难色，私下对子渔和扈战说：“王上……是心血耗竭之症。多年忧劳，早已伤及根本，此次……恐难回天。”

消息被严格控制，但履癸还是知道了。他来到父亲病榻前，看着那个曾经在他眼中过于温和、如今却形销骨立的中年人，心中五味杂陈。有即将掌握权柄的隐隐激动，有对父亲病重的复杂伤感，也有长久以来积压的、未曾化解的怨怼。

发在弥留之际清醒过片刻。他看到了守在床边的履癸，眼神复杂。

“癸儿……”他的声音微弱如游丝。
“父亲。”履癸握住父亲枯瘦的手。
“这江山……交给你了。”发用尽力气说，“它很重……也很脆。记住……民心……才是根本……刀剑……护不住失去的人心……”

履癸抿着嘴，没有点头，也没有反驳。他或许听清了，或许没有。

“还有……商国……伊尹……”发的眼神开始涣散，话语断断续续，“要小心……他们……非池中之物……能不战……则不战……”

这是帝发留下的最后忠告。几天后，五十三岁的夏王发病逝于纶城王宫。在位十四年，他竭尽全力，试图以仁德、隐忍和精打细算来延续一个王朝的寿命，最终却如螳臂当车，无力回天。他留下的，是一个名义上尚存、实则支离破碎的夏朝，和一个对他治国理念充满叛逆、渴望以铁血重振“雄风”的继承人。

太宰子渔主持了发王的葬礼。比起皋王的简朴，发的葬礼更加寥落。前来吊唁的诸侯使者稀稀拉拉，贡品也多是象征性的。整个仪式笼罩在一种压抑的、近乎于默哀一个时代终结的氛围中。

当丧钟再次敲响时，履癸——很快他将为自己选择一个更具威压的名字“桀”——身着丧服，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他脸上没有太多悲伤，反而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即将破土而出的锐利和冰冷。他看着父亲的灵柩被送入陵墓，心中翻腾的，是与父亲完全不同的念头。

“隐忍的时代结束了。”他在心中默念，“从现在起，我要让天下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夏朝。”

他不知道，或者不愿去细想，这个“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夏朝”，最终会将这个古老的王朝引向何方。

夏朝最后的帷幕，已然拉开。下一任君主，将亲手为这延续了四百七十年的华夏第一朝，敲响最后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