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院的受理通知书，像一块投入早已冰封湖面的石头，没有激起太多涟漪，却正式宣告了蓝白集团在法律意义上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随着破产清算程序的启动，法院指定的管理人迅速进驻，接管了公司剩余资产、印章、账册和日常事务。昔日充满张皓怡个人印记的总经理办公室被清空、封存，蓝白的决策中心，转移到了管理人那间临时设置、充满法律文书气息的办公室里。

对大多数普通员工而言，管理层更迭带来的直接冲击，远不及另一件事来得紧迫和现实——被拖欠的工资和离职补偿金，还能不能拿到？能拿到多少？

尽管《告全体员工书》和张皓怡最后的承诺都提到了员工债权将依法申报，但在破产清算这个冰冷而复杂的法律框架下，承诺变成了需要排队、需要证明、并且可能大打折扣的“债权”。恐慌和不安，在员工（包括已离职和尚未离职的）中间迅速蔓延、发酵，最终汇聚成一股汹涌的、要求“立刻结清工资”的声浪。

最初只是零星的电话询问和邮件催促，很快演变成小规模的聚集。几个被拖欠了数月工资和补偿的、情绪激动的员工，率先在蓝白大厦楼下拉起简陋的横幅：“蓝白集团，还我血汗钱！”“破产不能赖掉工人工资！”“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

他们的举动像火星，瞬间点燃了更多人压抑已久的焦虑和愤怒。越来越多的人闻讯赶来，有蓝白的前员工，也有还在职但同样忧心忡忡的员工。人群聚集在大厦入口附近，举着手机拍摄，高声呼喊着口号，要求公司出面给个说法。保安和匆匆赶来的行政人员（周桉琪带队）试图维持秩序、解释法律程序，但面对群情激愤的人群，他们的声音显得微弱而无力。

“我们要见张皓怡！让她出来说清楚！”
“管理人呢？谁是管理人？让他出来！我们的工资到底怎么办？！”
“别拿什么破产程序糊弄我们！工资是劳动所得，必须优先支付！”
“我们一家老小就等着这点钱吃饭呢！今天不给个准话，我们就不走了！”

呼喊声、质问声、甚至夹杂着哭诉声，在大厦前的小广场上回荡，引得过路行人纷纷侧目，有些还停下来拍照、议论。场面一度有些失控。

就在行政人员焦头烂额之际，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停在人群外围。车门打开，周秉沄走了下来。他没有穿西装，只是一件简单的夹克，脸色同样凝重，但眼神坚定。他没有带助手，独自一人走向情绪最激动的人群中心。

“是周经理！”有人认出了他。

人群的声浪稍微低了一些，但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充满了质疑、期待和愤怒。

“各位同事！各位前同事！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周秉沄提高音量，双手下压，试图让场面平静下来。

“周经理，你来得正好！我们的工资到底怎么办？公司是不是想赖账？！”一个中年男人，是生产线的老班长，红着眼睛吼道。

周秉沄看着他，又环视周围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写满焦虑的脸，心中刺痛。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可能清晰、诚恳的声音说道：“大家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公司走到这一步，拖欠了大家的工资和补偿，作为管理层，我们难辞其咎，对不起大家！”

他先鞠躬致歉，姿态放得很低。

“但是，请大家也理解，公司现在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法律程序。所有的资产处置和债务清偿，都必须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依法进行。这不是公司想赖账，而是法律程序的要求。”

他试图解释法律框架，但立刻被激动的打断。

“法律程序？那我们的钱就不要了？！”
“我们不懂什么法律！我们只知道干活拿钱！天经地义！”
“优先债权？说得轻巧！等你们资产卖完，还能剩下多少给我们？！”

质疑声再次高涨。普通劳动者对复杂的破产法律程序充满不信任，他们只认最朴素的道理：我干了活，你就得给钱。

周秉沄知道，光讲法律条文没用，必须拿出更实际的行动和承诺。他提高声音，压过嘈杂：“大家听我说！我周秉沄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跟大家讲空话的！我理解大家的担忧，也清楚工资对每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公司申请破产，张总和管理层已经尽力做了我们能做的，包括主动申请、配合清算、整理债权清单，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应得的权益，能在法律框架内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语气更加坚决：“虽然公司账户被冻结，资产处置需要时间，但员工工资和经济补偿金，在法律上属于优先清偿的债权！这一点，管理人和法院都清楚！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在这里对抗，而是配合！配合管理人尽快、准确地完成债权申报和审核！只有申报了，确认了，你们的债权才能在资产变现后，依法获得清偿！”

他指向大厦里面：“行政部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债权申报咨询和协助点！有专业的同事在那里，会帮助大家准备材料，解答疑问！请大家保持冷静，有序地去咨询、办理！吵闹和聚集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拖延进程，增加不必要的混乱！”

他的话，既有对现实的坦诚（程序必须走），也有明确的指引（去申报），还带着一定的安抚（优先债权）。更重要的是，他独自前来、诚恳道歉的态度，稍微平息了一些最激烈的情绪。

“周经理，你说的是真的？申报了就能拿到钱？”有人将信将疑地问。

“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最终能拿到多少，因为这取决于资产变现的总金额和所有优先债权的总额。”周秉沄坦诚以告，“但我可以保证，公司和管理层会尽全力，确保每一位员工的债权都被准确记录、依法申报！并且，我们会持续关注清算进程，为员工债权争取最有利的清偿顺位和比例！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

他的坦诚，反而赢得了一些理解。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开始低声议论。

“好像……也有道理。闹确实没用。”
“先去把材料弄了吧，别到时候真错过了。”
“周经理也不容易，看他样子也没少操心……”

在周秉沄和随后赶来的行政人员（周桉琪等人）的引导和劝说下，聚集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大部分人转向大厦内临时设立的申报点。一场可能激化的冲突，暂时被疏导和缓解。

但周秉沄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工资之战，远未结束。安抚情绪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如何协助两百多名员工（包括已离职的）在管理人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复杂繁琐的债权申报手续？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材料不全、证明困难、甚至个别员工极端情绪的问题？如何在资产处置过程中，持续为员工债权发声、争取？这些都是艰巨的挑战。

他看着散去的人群，又看了看眼前这座曾经辉煌、如今萧瑟的大厦，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无比。张皓怡将“妥善处理员工事宜”的重任交给了他，他必须扛起来，哪怕前路再难。

工资之战，才刚刚打响第一枪。而弹药，是耐心、细致和永不言弃的责任心。

2

就在周秉沄在大厦前安抚员工情绪、引导债权申报的同时，一场更为隐秘、却也关乎蓝白最后资产“蛋糕”如何分割的较量，正在管理人的临时办公室和某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激烈展开。

法院指定的管理人，是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团队。他们专业、冷静，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公平受偿为目标。进驻蓝白后，他们迅速封存了剩余资产，接管了财务账册，开始梳理那如同一团乱麻的债权债务关系。

员工工资和补偿金，属于第一顺序的破产债权，理论上享有最优先的受偿权。但“优先”不等于“立刻拿到现金”。资产需要变现，变现需要时间，而变现后的资金，在支付完破产费用（包括管理人报酬、诉讼费、评估拍卖费等）后，才能用于清偿债务。员工债权的总额（粗略估算涉及近两百人，金额从数万到十数万不等），相对于蓝白目前已知的、可变现的资产价值（主要是查封的存货、部分设备、知识产权等，价值严重存疑且难以快速变现），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这意味着，即使员工债权排在前面，最终能拿到的比例，也可能远低于他们的期望值，甚至可能因为资产处置不畅或费用过高而所剩无几。

这是冰冷的法律和经济现实。

周秉沄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协助员工进行债权申报的同时，他还有另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想尽一切办法，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为员工争取更多、更确定的“现金”来源，而不是被动等待那不确定的资产变现。

他想到了那些被敖石婷、关嘉晔等人掏空、转移，但可能尚未被完全追缴或冻结的资产。沈池和魏时雨的揭发，提供了不少线索。但追缴这些资产，属于刑事追赃范畴，程序复杂，耗时漫长，且追回后也是纳入破产财产统一分配，员工未必能直接受益。

他想到了那些尚未结清的应收账款。蓝白虽然倒了，但还有一些渠道商或客户，可能还欠着蓝白货款。这些应收款，也是破产财产的一部分。如果能追回一些，就能增加清偿资产池。

他更想到了一个更为直接、但也更困难的办法——寻找愿意“提前”收购部分蓝白资产的买家，并且要求将部分收购款，定向用于支付员工债权。这需要找到对蓝白某些资产（如“绒绒家”设计专利、部分模具、甚至品牌名）有兴趣，并且愿意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或出于其他商业考虑的买家。

这些想法，每一个都像是走钢丝，充满了不确定性、法律风险和操作难度。但周秉沄没有退路。他必须尝试。

他首先找到了管理人团队中负责资产处置的律师，进行了深入沟通。他详细阐述了员工面临的困境和可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强调了保障员工基本权益对于平稳推进清算程序的重要性。同时，他提交了一份精心准备的备忘录，列举了部分可能尚存价值、且相对容易变现的资产线索（如部分设计专利、特定的生产模具），并建议管理人优先考虑对这些资产进行“快速处置”，所得款项在扣除必要费用后，优先用于支付员工债权。

“周先生，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负责资产处置的律师语气专业而疏离，“员工债权的优先性，法律有明确规定，我们会在资产处置和分配中依法保障。但具体的处置方式和顺序，需要综合考虑资产的整体价值最大化、处置效率、以及各类债权的平衡。你提到的定向支付要求，与破产财产公平清偿的原则可能存在冲突，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评估法律风险。”

话虽客气，但拒绝之意明显。管理人首先要对法院和全体债权人负责，追求的是整体清偿率的提升和程序的公正，很难为某一类债权人（即使是优先的）开特例，除非有非常特殊的理由或外部压力。

周秉沄没有气馁。他知道这条路不会顺畅。他转而开始私下联络那些可能对蓝白剩余资产有兴趣的“老朋友”和行业内的潜在买家。

电话再次一个接一个地拨出，但这一次，他的诉求更加具体，也更加艰难。

“李总，听说您对文创IP感兴趣？我们蓝白‘绒绒家’的完整设计资料和版权，现在都在管理人手里。虽然公司不行了，但设计本身很有价值。如果您有兴趣接手，能不能在收购条件里，附加一条，将部分收购款定向用于解决我们员工的工资问题？哪怕只是很小一部分，也能解燃眉之急……”

“王董，您公司业务和我们的部分模具可能匹配。现在这些模具作为破产资产要拍卖，价格可能很低。如果您能提前介入，和管理人谈一个打包价格，并且愿意承诺拿出其中一部分，专项解决员工欠薪，这不仅是笔好买卖，也是积德的好事啊……”

回应大多依旧是婉拒或迟疑。

“周经理，不是我不帮忙。‘绒绒家’是不错，但现在蓝白这个状况，接手它的版权后续可能会有法律纠纷或者品牌污点，风险太大。至于附加条件……这不符合商业惯例，也容易惹麻烦啊。”
“模具的事情我可以问问，但定向支付……这操作起来太复杂了，管理人那边也未必同意。我们还是按正规拍卖程序来吧。”

现实的冷水一次次泼来。在商言商，没有人愿意趟这趟浑水，更不愿意为了别人的员工去承担额外的责任和风险。

周秉沄感到身心俱疲，但他不能放弃。他想起了张三石。电商部虽然阵地丢了，但张三石手里还掌握着蓝白最后一批正品库存（少量）的详细数据和仓储信息。这批货虽然不多，但如果能快速、低调地处理掉，或许能回笼一些现金？

他找到张三石，两人一合计，觉得可以尝试。他们避开了正规的电商平台（因为店铺可能被关或监管严格），通过张三石个人的一些行业渠道和资源，联系了一些对正品“哈哈兔”仍有需求、且不计较来源（只要价格合适）的小型礼品批发商或尾货处理商。

过程同样曲折。对方拼命压价，担心货品有问题或后续纠纷。周秉沄和张三石不得不反复沟通、保证，甚至同意了一些非常苛刻的付款条件（如货到付款、接受部分抵账等）。

最终，经过几天艰难的谈判，他们成功将最后一批价值约八十万元的正品库存，以不到四十万元的价格，紧急变现。这笔钱，相对于员工债权的总额来说，杯水车薪，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现金！

钱一到账（进入一个由周秉沄和张三石共同监管的临时账户），周秉沄立刻联系了管理人和法院，说明了这笔款项的来源（属于紧急处置的破产财产），并正式提出申请，请求法院批准将此笔款项，专项用于支付部分最困难员工的欠薪（如家庭特别困难、急需医疗费等），以解燃眉之急，维护稳定。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打了法律的擦边球。管理人起初非常谨慎，担心这会破坏清偿顺序的公平性。但周秉沄据理力争，强调这是为了“保障破产程序顺利进行、防止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所采取的“必要且合理的紧急措施”，并且这笔款项本就是破产财产的一部分，用于支付第一顺序的职工债权，从最终结果上看并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同时，周秉沄联系了部分家庭确实困难的员工，请他们准备了详细的证明材料。这些充满血泪的证明材料，通过适当的渠道，传递到了管理人和法官手中，增加了请求的人情分量和紧迫性。

经过一番紧张的沟通和权衡，或许是考虑到社会稳定因素和员工的实际困难，法院最终默许了管理人对这笔款项的特殊处置安排，但要求必须严格审核受助员工资格，并记录在案，在后续正式分配时予以抵扣。

当第一笔为数不多、但足以让几个家庭暂时喘口气的“紧急工资”发放到几名重病员工家属手中时，周秉沄感到一种近乎虚脱的欣慰。这微不足道的胜利，背后是他和张三石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低声下气的恳求、以及游走在规则边缘的巨大压力。

工资之战，不仅需要直面员工的愤怒和期盼，更需要在这冰冷僵化的破产程序中，于夹缝中寻找一丝人性的温暖和灵活操作的空间，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争取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希望。

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他只能继续走下去。

3

就在周秉沄为员工工资四处奔走、焦头烂额之际，另一场围绕蓝白剩余资产、特别是那些尚未被完全掌控的“漏网之鱼”的争夺战，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而这场争夺的焦点之一，正是敖石婷和愚乐夫妇试图转移至海外的比特商贸相关资产。

沈池的投诚和证据提交，像一把钥匙，为警方和管理人打开了追索这些隐匿资产的大门。根据沈池提供的线索、银行流水、以及敖石婷夫妇海外账户的部分信息，警方迅速锁定了几个关键的海外资金中转点和离岸公司。同时，国内与比特商贸有关联的、尚未被完全查封的银行账户、车辆、甚至个别房产，也被列入了追查清单。

然而，敖石婷和愚乐显然早有准备，他们的资产转移路径复杂，利用多个空壳公司和代理人层层掩护，追查起来困难重重。更棘手的是，部分资产已经转移到法律体系迥异、司法协作缓慢的国家和地区，追缴的司法成本和不确定性极高。

就在追索工作陷入僵局时，沈池再次提供了关键信息。他在最后时刻留了一手——掌握着敖石婷夫妇一个位于东南亚某国、相对隐蔽但尚未完全转移干净的“备用小金库”的部分访问权限和密码线索。这个“小金库”里，不仅有部分现金，还有一些比特商贸与海外一些灰色渠道的交易凭证和客户资料，价值不菲。

沈池提出，他愿意交出这部分线索和权限，协助追缴，但条件是在对他的量刑上，以及未来可能的资产追回奖励分配上，给予更有利的考虑。这无疑是与“魔鬼”做交易，但面对可能追回的真金白银，管理人和司法机关不得不认真考虑。

周秉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意识到，如果这笔资产能够成功追回并纳入破产财产，将极大增加员工债权最终获得清偿的可能性！他主动联系了负责此案的林警官和管理人律师，表达了强烈关注，并建议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沈池的线索，加快追缴进程。

同时，为了防止敖石婷夫妇在国内的其他残余势力（如某些尚未落网的同伙或关系人）趁机转移或隐匿剩余的零星资产，周秉沄配合管理人和警方，加强了对蓝白原有仓库、物流记录以及付永晖在逃可能涉及的社会关系的监控和调查。单文娟之流试图火中取栗的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进一步揭露和制止，她私下拉拢供应商、试图抹平自己旧账的行为，被审计人员发现，成为了她自身麻烦的开端。

然而，最让周秉沄担心和警惕的，还是付永晖的失踪。这个仓皇出逃的仓库主管，手里不仅掌握着大量违规调货、侵占资产的一手证据，还可能私下藏匿或转移了一部分未被发现的货物或现金。他是整个腐败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也是潜在的“活证据”和“移动赃款”。他一天不落网，追索工作就存在变数，也让人担心他是否会狗急跳墙，做出更极端的事情。

警方已经发布了通缉令，但付永晖如同人间蒸发，音讯全无。有人猜测他可能已经偷渡出境，有人觉得他躲在某个偏僻角落，也有人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走投无路而选择极端。

周秉沄叮嘱还在配合工作的少数老仓管员和保安，留意任何可能的线索。同时，他也私下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打探付永晖可能的社会关系和藏身习惯。他知道，找到付永晖，不仅是为了追究其法律责任，更是可能追回一部分被其侵吞的资产，为员工的“工资之战”增添筹码。

这是一场多线并行的、复杂的战争：一线是安抚员工、推进债权申报；二线是争取资产快速变现、寻求特殊支付渠道；三线是配合追缴隐匿资产、深挖残余势力。每一线都压力巨大，希望渺茫，但又都关乎着那两百多名员工最后的期盼和蓝白这场悲剧最后的体面。

周秉沄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在各个战场之间穿梭、协调、沟通、恳求。他的手机几乎从不离手，电量消耗得飞快。他的眼中布满血丝，声音日益沙哑，但他不敢停下，也不能停下。

夜深人静时，他偶尔会独自站在办公室（管理人允许他暂时保留一间用于处理善后）的窗前，望着外面璀璨却冰冷的灯火，想起张皓怡离开时挺直却孤独的背影，想起赵钶铧团队那些精美却可能永无天日的设计图，想起那些围堵在大厦前、眼中充满期盼和愤怒的员工面孔……

一种巨大的悲怆和责任感，几乎要将他压垮。但他知道，自己是蓝白管理层留在这艘沉船上、为数不多的“船员”之一了。他必须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这段不堪的旅程，争取一个相对不那么糟糕的终点。

工资之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资产争夺，更是胜负难料。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为了那些信赖过蓝白、并为它付出过汗水的人们，争取一个尽可能公正和温暖的交代。

哪怕，这交代注定伴随着遗憾和损失。

窗外的城市，依旧在沉睡或狂欢，对蓝白内部的这场惨烈战争，漠不关心。

周秉沄收回目光，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重新拿起桌上那份需要仔细核对员工债权信息的表格。

战斗，还在继续。